难民营屠杀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对以色列政府的强烈谴责。联大召开了紧急会议，谴责屠杀事件，并决定对此事件开展调查。以色列国内也掀起了巨大的反响。9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贝京和沙龙下台。这次示威规模之大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冲击，也促使更多的犹太人对阿以冲突、对战争进行反思。
1982年12月7日以色列希伯来文《话报》发表了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分析了以色列在黎巴嫩战争中的“得与失”。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认为，黎巴嫩战争给了巴解组织这条“大章鱼”以毁灭性的打击。从心理上来看，巴解组织蒙受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因为在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在说东道西、高谈阔论，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出来真正与巴解组织共同战斗。幸存的巴解战士和领导人转移到了8个阿拉伯国家，“他们受到了类似对凯旋者的欢迎，之后又被送到几乎是集中营的基地，在那里过着囚犯般的日子”。黎巴嫩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巴勒斯坦人已经不愿再忍耐了，他们已经没有信心等到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把以色列国从地球上抹掉。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巴勒斯坦人希望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及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这场战争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他认为：这场战争使以色列国内团结土崩瓦解。在“加利利和平”的招牌下进行欺骗。“加利利和平计划”的目的是使加利利对面的黎巴嫩领土不再成为巴解武装骚扰加利利居民的出发地，这一目标在战争的第一周就已实现，巴解武装已被赶到离边界40-50公里的地方。但是军队没有就此罢手，一直开进了贝鲁特。当权者无视犹太人民的情感和意愿，导致团结崩溃。不仅反战人士反对这场战争，一般民众也反对。一些父母发出了“还我儿子！”“让孩子们回国！”的呼声。
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士兵和军官起来造反。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拒绝执行命令，参加战斗。他们宁可为此受到军纪处罚也拒绝参加战斗。更为可怕的是军队中还有许多有这种情绪而没有付诸行动的人，反对这场战争及其指挥者国防部长沙龙的情绪非常广泛。一些高级军官联名上书要求沙龙辞职便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以色列军队占领黎巴嫩南部40一50公里宽的地带后仍继续向贝鲁特进军，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使世界各地犹太人更加疑惑。他们提出为什么还要占领别人的领土？为什么要打到贝鲁特？为什么要给长枪党创造机会制造大屠杀？黎巴嫩战争成为催化剂，使许多人相信“犹太人是万恶之源。黎巴嫩战争，包括南部的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事件，成了某些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发现’，触动了世界反犹势力的神经。于是，理所当然地在世界范围掀起一股反对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的运动”。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美籍犹太人）悲伤地说:“萨卜拉和夏蒂拉大屠杀使我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我在贝鲁特郊区见到的以色列和别人告诉我的那个英雄以色列完全相反。”他曾抱着“寻找一些证据证明贝京和沙龙是清白无辜的”想法进行实地采访，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灵魂哭泣，他对阿米尔·德鲁里（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大声吼道：“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我一直以为你们多么出色，现在我对人民说什么？我对自己说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发出了真实的报道后，痛心地说：“我埋葬了阿米尔·德鲁里，连同以前我对犹太国家的种种幻想一起埋葬了。”
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一个黎巴嫩小女孩儿在以色列的空袭中受了重伤，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这个小女孩儿身缠绷带的照片摆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办公桌上。以色列总理贝京得悉此事后，就在他自己的书桌上摆上一张二战时期的照片：一个犹太小孩儿，臂上带着画有大卫星的黄箍，举起双手向纳粹分子投降。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当然很难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加以约束。托马斯·弗里德曼后来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中写道：贝京的行为总使我想起曼哈顿白人贝恩哈德·格茨（他曾遭到过黑人的抢劫，一次在纽约地铁中他向4名他认为要抢劫他的黑人孩子开枪射击），不过贝京更厉害，他是拥有F－15战斗机的贝恩哈德·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