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开始仔细考虑自己将来的道路，年仅41岁的他不愿就此退出社会大舞台。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步入政坛，在仕途上求发展。1969年是选举年，这是一个进入内阁的大好时机。当决心定下后，他立即行动起来。
在政界，沙龙有两位要好的朋友，有时他也同他们谈谈政界的事。其中一位是皮因卡斯·萨皮尔，即以色列财政部长和工党领袖，“六五”战争后曾派沙龙前往香港和澳大利亚访问。此人来自卡法沙巴，紧靠沙龙父亲的农场，沙龙同他自幼相识，两人友谊很深厚。
另一位是约瑟夫·萨皮尔，自由党领导人。他出生于彼塔卡·提科瓦，距卡法沙巴不远，同沙龙也有着真挚的友谊。
多年来，约瑟夫一直建议沙龙向政界发展，他告诉沙龙“你如果想影响人民，将你的关于以色列边界等思想让别人接受，你就必须进入政坛。”
左思右想，沙龙决定去见约瑟夫·萨皮尔。他向约瑟夫谈了他眼前的处境，并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同时沙龙还告诉他，自己决定加入自由党。许多年来，以色列政党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在军队无论属于哪一个政党都丝毫不影响自己的晋升，但到60年代末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对戈兰高地、萨马利亚、犹迪亚和加沙地带的解决方法认识不同，工党和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沙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自由党的主张非常相近，于是他决定脱离工党，转而加入自由党。
当沙龙向约瑟夫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他谨慎地问沙龙是否真的要退出军队，是否同巴列夫的裂痕无法再愈合。沙龙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约瑟夫答应安排一次他、沙龙及赫鲁特领袖贝京三人的谈话。
贝京对沙龙并不陌生，他们的家庭之间有一种有趣的私人联系。1904年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后，布列斯特立陶宛地区的犹太教牧师曾关上犹太教堂的大门，禁止犹太人举行纪念仪式。就像当时许多东正教领袖一样，这位犹太牧师不喜欢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否定了他相信的一切事物。但3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开了教堂，不顾这位犹太教牧师的抗议举行了纪念赫茨尔的活动，这3位青年就是鲁道夫·贝京（梅纳赫姆·贝京的父亲）、摩迪凯·沙内曼（沙龙的祖父）和蔡恩·佐马克。9年后，摩迪凯·沙内曼的妻子布卢马还为鲁道夫·贝京接生过一个儿子，即现在的贝京。
但事与愿违。沙龙和约瑟夫、贝京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大卫王饭店的会谈并不令他满意。贝京目中无人的态度使沙龙非常反感。尽管如此，考虑到了巴列夫对自己的态度，他还是答应加入自由党，与他们携手赢得大选的胜利。
沙龙加入“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消息使工党领袖皮因卡斯·萨皮尔非常恼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从报纸上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工党军界首脑巴列夫，质问他：将沙龙逐出军界为了什么？知不知道一场困难的选举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知不知道将沙龙推向赫鲁特—自由党联盟意味着将带走大量支持工党的选民？最后，萨皮尔不客气地问巴列夫是不是在发疯，他要求巴列夫立即给沙龙一个新职务，将他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考虑到工党的利益，巴列夫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沙龙的关系。在萨皮尔的压力下，巴列夫先同意了沙龙继续服役的申请。然后他告诉沙龙，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位置，将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去访问美国或其他同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在那里讲学、参观军队和军校，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此举意在使沙龙脱离“赫鲁特—自由党联盟”，同时又可以摆脱沙龙的攻击。
经过认真考虑，沙龙决定接受这一安排。他一来喜欢出访，二来的确不愿去面对约瑟夫和贝京。
在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沙龙访问了美国，参观了一些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校，同美国军官进行了交流，此外还去大学进行讲学活动。访美结束后，沙龙又来到墨西哥。接着又到了远东，访问了日本、香港，并参观了朝鲜的三八线。
在11月的大选中，由于各方获票差不多，所以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贝京和约瑟夫都进入了新政府。魏茨曼因加入了贝京的赫鲁特党，也进入了内阁。不久，南部军区司令加维什到总参谋部任职，其原职位闲置下来。1969年12月，沙龙接到命令，到南部军区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