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一个紧急警报使军队认为埃及人好像准备横渡运河来攻打以色列。
这种紧急状态使沙龙和国防部长达扬接触机会增多,他利用时机试探他在国防军中的未来前程。沙龙现在十分想留在军队,期望最终能够成为总参谋长。但达扬的回答心里明白,现任政府是不会同意沙龙作为总参谋长候选人的。沙龙请求达扬允许他继续留任一年现任南部军区的指挥官。但达扬使沙龙非常失望。他告诉沙龙,到1973年底正式任职3年期满后,他将被解除这一职务。
在确信自己晋升无望后,沙龙寄出了他的辞职书。他毫不客气地在报纸上刊登大篇幅文章批评政府。沙龙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但是政府却极为虚弱。他坚决主张政府应该采取一项更为有力的外交政策,并且如果政府有着更强的自信的话,那它将会成功地阻止那些反对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动。他陈述了他作为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长为这个国家效力的个人要求。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长是他赞成增设的新的内阁职务。
与他突然要求从军队辞职一样,这些声明也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地步入政界。沙龙的政治目标是改造以色列新政府。梅厄、埃拉扎尔和达扬反对对他的任命,其中部分原因是认为沙龙的个性孤傲和缺乏外交才能,然而沙龙对此不予承认。
在告别军队的聚会上,面对他的官兵,沙龙充满感情地说:“新的情况出现了,它迫使我离开了军队。我想强调的是,这件事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应该向鼓励我继续军事生涯的许多人予以理解……我几乎参加了每一场战争,在风云变幻的紧要关头,我被授予特权去为以色列国家效力达25年之久。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我曾为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在失去亲密朋友时,我曾感到无可比拟的忧虑和痛苦的双重悲哀。从个人角度而言,这段时期也包括了一切——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深切的悲哀!我品尝了胜利的幸福,体验了伴随胜利而来的爱和负疚的感情。然而,我也许比任何一位都经历了更多的从幸福的境地跌入痛苦深渊的转折。”
1973年7月15日早晨,沙龙驾车前往设在特拉维夫的总参谋部去接受取消他职务的正式通知,随后,他到国防部又一次拜见了达扬。
告别达扬后,他驱车赶回设在比尔谢巴的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他在一个仪仗队面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沙龙正式将指挥权移给了戈南,两人公事公办式地互相打趣并互相祝愿。几天后,一位士兵驱车驶往沙龙的家,为后备官员沙龙传送了一些新的官方文件:一封来自总参谋部的官方信件以及一份他离开军队前签署的保密誓言。这就是沙龙在军队里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沙龙告别了他历时25年的军旅生活。
两星期以后,他正式成为一名自由党员。他不想在自己的几乎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约1000英亩的私营农场中了却余生。沙龙相信,他肯定会在以色列政治中掀起自以色列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波澜:建立最终使工党下台的右翼集团。
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主要是由联合了不同劳工政党的工党联盟所支配。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由工党联盟掌握。最大的反对党是“加哈尔”集团,它成立于1965年,由赫鲁特和自由党联合组成。除了各宗教政党外,还有一些人数不等的分裂出来的很小的政党,这些政党是由那些与原主要政党有不同见解、或者更多的是不忠实于原政党而脱离出来的政治家组成。这样的政党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伊格尔·霍罗维茨领导的民族党,它是从工党分裂出来的,并已经历了很大的变动。一个是以萨缪尔·塔米尔为首的自由中心党,它从赫鲁特分裂而来。
脱下军装后,沙龙立即与这两个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向他们宣传他的关于建立一个包括这两个党和加哈尔集团在内的较大的右翼政治集团的思想。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才能真正打破工党对政府的控制。
他极为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人民期望有一个能和工党抗衡的新的政党。从以色列建国直到1973年,工党利用各种组织结构掌握了政府。由赫鲁特和自由党组成“加哈尔”集团就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包括足够反对力量的政党以吸引选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其在当时的国会中占了26个席位,但工党却占有58个席(共120席)位。沙龙决心迫使3个右翼政党捐弃前嫌,联合成为一个集团。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贝京,因为他是3个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为了促使贝京同塔米尔联合,沙龙出面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他建立这个集团的计划,并表达了他对现在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