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有争执的问题上，她就不那么好说话了：特别是在她的经济政策方面——这是她政治风格的根本方面，在她第一个任期内，在艾伦·沃尔特斯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她遵循货币主义政策。艾伦教授是她每年以五万英镑从美国借调来的，这项花费的一半由政府支付，一半由政策研究中心支付。她的政策曾受到一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及政治家的批评，但玛格丽特却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确信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就将使国家再度出现繁荣。她觉得如果还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并没有人提出来，因此其他人的建议便毫无意义。
她曾经讲过，如果政府变得懦弱就会使国家倒退。在一次保守党的大会上她说，“我决不会为笼络人心而改变自己……。倘若一个保守党政府因害怕干正事而对错误明知故犯，那么就该是保守党人大喝一声‘刹车’的时候了。但是只要我还任首相，你们就无需这么做。”
朋友们感到玛格丽特对失业者的关切的态度中掺杂着一种东西，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有这种感觉，即他们为之工作的组织出了问题，他们很可能对之垮台负有责任。然而，从个人来说，她确实对失业者深感歉疚，但她确信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铁石心肠，继续采用她曾经提及的药方，她拒绝让感情掺进她的政策中来。她还觉得那些猫哭老鼠假慈悲的人未必是最关心人的，为失业者而哭泣是一种相当无能的帮助方法，而她的所作所为则在经济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美好的前景。
福克兰群岛危机过后不久，玛格丽特又把一位顾问调到唐宁街10号，此事导致了人们的愤怒。此人名叫安东尼·帕森斯爵士，是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他被任命为外交事务的特别顾问。这件事在人们看来是对外交部的当众侮辱，而她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外交事务从未使她特别感兴趣过，开始时她完全是个新手，得事事依赖卡林顿勋爵，现在已锻炼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国际舞台上老资格的政治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魅力强烈地吸引住了许多外国领袖，在妇女进入高层领导机构已是司空见惯的美国是如此，在高层妇女仍被看作怪人的国度，如中国和俄国也是如此。在西方，一般人对于她的反映都带有政治方面的色彩，在英国情况也是相差无几。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们说：“要是我们有一位象撒切尔夫人那样支持我们的人就好了；”社会党人几乎没有对她发表任何评论。在报纸是由国家控制的俄国，她被视为俄国生活方式的敌人。
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不比撒切尔夫人的第一个首相任期更热乎。里根总统把她视为“西方的一个用以稳定的备用大锚”，和“一位其政策和领导都受到维护的领袖”。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过去35年间曾见过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领导人，他把她划到了“最好的一位”之列。
他解释说：“据我所知，一些妇女领导人行事像男人，却希望别人对待她像妇女一样。值得称誉的是，撒切尔夫人行动像男人，但还希望别人对待她象对待男人一样。她从不因自己是个女人而向别人求助和向别人让步……。她的领导具有强硬、坦率、始终如一的特点，并且令人感到力量。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澳大利亚政治上的两个派别对她都非常尊崇。工党总理鲍勃·霍克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同英国之间的“过时的关系”，但是他承认，玛格丽特是一种应予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刚强的女性，”他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她，她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如何得到它。”
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的领导人阿洛伊斯·莫克说：“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我十分敬仰她。”奇怪的是，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所统治的法国社会党内部，她也获得了极高的名望，其程度超过了她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法国政府的一位女顾问曾说：“我想，撒切尔夫人使英国的经济复苏变成现实。她作为英国首相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她作为一个谈判者在共同市场里也获得了人们的高度称赞，即使是在她为英国赢得好处，而不利于法国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家很有影响的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就在1983年6月大选前不久，在社论专栏里刊载了题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法国人就好了”的文章，作者写道：“玛格丽特从两个方面赢得竞选：她的国家的士气再次得以提高，并重新高度重视曾使大英帝国交上好运的金融和经济法则。”曾有人恳求：法国社会党政府应该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吸取教益。这位作者继续说道，“法国目前的在野党只有一个机会来拯救自己，拯救这个国家，那就是学习英国的教益，在为在野党应该说的和做的只能借鉴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西方世界的勇气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