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方面，这位新娘向来一丝不苟。她要变革，她要逆社会党人之道而行。在以往三年里她有机会使别人认识到自己的远见卓识，并且靠着这种远见当选执政；她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再止步不前。当有人在下院对她计划实施的工会改革提出异议时，她愤怒地回答：“我们有全权订出这些计划，它们是人们所需要的，去年冬天发生的事表明这些措施十分必要。”
玛格丽特很快发觉令她恼怒的不仅是工会和反对党，内阁中的某些成员在辩论中还曾欣然表示赞同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而到了要付诸实施的关头，他们就不那么敢做敢为了。每个大臣都奉命拿出自己部门的紧缩措施，就像他们在希思首届任内奉命照办的一样。那时她在教育部，发现在中小学牛奶供应一项上尚有紧缩余地。对那些在她看来缺乏胆量的阁员，她称之为“随波逐流”之辈。随着时间的过去，“随波逐流”之辈和敢想敢干、态度强硬的“坚持己见”者之间泾渭分明，这两个词儿也成了英语中的习惯用语了。
她和杰弗里·豪之所以如此坚定要推行削减是因为前一年国内生产增长了1%，而同时消费基金的上升则达5%，且进口增长高达33%。其结果便是物价飞涨，而且1979年上半年英国收支平衡表上出现了巨额赤字。全世界已出现衰退，油价上涨更是雪上加霜，加剧局势恶化。这位财政大臣在7月于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说，“实际上，我们必须减少计划中公共消费的规模，看来一场世界性的衰退并不是我们进行内部整顿的最佳环境。那个方子在短期内也许会使日子叫人更难过，但除此以外我们的确别无选择。这剂药虽然苦苦难咽，但若不用，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容易变得不可救药。”大臣此言不差，就眼下而言，内阁只能照办。尽管随着光阴荏苒，那些“随波助流”之徒愈来愈惹人烦恼，而且也不那么轻易就范了。
玛格丽特此时开始出席一系列高级会议。她给黛安娜·鲍威尔的信中提起过，并且，现在身为首相，出席该会已是她的一部份工作了。虽然耗时伤神，最高级会议毕竟是决定国际外交策略的关键环节之一。玛格丽特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一个共同市场首脑会议上首次亮相。玛格丽特并不擅长外交，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她常常给人以处事鲁莽的印象。恰恰是这个特征使她有别于绝大多数政治家，并使她深孚众望。然而，尽管这种表达方式在微妙的国际谈判间是不受欢迎的，说来也奇怪，她从未因此而影响过自己的计划。
玛格丽特虽然在斯特拉斯堡，显得紧张不安，但她还是提议将英国对欧洲共同体所承担的预算摊款加以削减，为此她费了很大的功夫。虽然卡林顿，一位出色的外交家，畏缩而退，但她离席时却受到鼓掌欢呼，那不是因为她耍了花招，而是由于她胆魄超人。在东京，她没有必要直接卷入激烈交锋，她出面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日本人为她的发色入迷，但那完全不是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过，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另一点倒是印象更深，那就是她洞悉事物的本质，言之凿凿，以及参与审议时的那种责任感。
她在访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顺路去看了看卡罗尔——她后来回国了，但此次访问却令她十分失望。罗得西亚，长期来外交家一直是避之惟恐不及，当时的处境特别微妙。1965年，那时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而英国对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实施了经济制裁。1978年时它自称津巴布韦—罗得西亚，颁布了新宪法，提出了多数统治。经过一次普选，由在穆佐雷瓦主教领导下的一个黑人多数政府执政，而伊恩·史密斯依然在其中担任不管部部长。玛格丽特同意承认该政权，并取消制裁禁令，而卡林顿勋爵则同她激烈争辩了几个钟头，企图说服她，说她的改革还在尝试阶段，不宜轻率地取消制裁。那位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与玛格丽特持相同的态度。然而，尽管他和玛格丽特一样不改初衷，在不得已参加下院辩论时他却又拒不投票表态，他于是被革出她的影子内阁。但不管怎样，在堪培拉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玛格丽特言辞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秋将投票表决，届时她将不会看到议会再实行制裁政策。
几周后，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出现了使她摆脱困境的机会。她和卡林顿勋爵乘皇家空军VC—10座机一起去参加很可能是不愉快的接待活动。他们受到警告，准备面对正在机场等待着他们的咄咄逼人而又配合默契的反撒切尔示威运动；在旅途中玛格丽特始终神经紧张地直直坐着，衣服里揣着一付特大的墨镜。当该机在卢萨卡停下时，他们从舷窗望出去，看到有一大群人，他们手持旗帜标语，口中不停地喊着口号。玛格丽特从座椅上起身，毅然决然地大步走下舷梯，没带墨镜而径直走到非洲炽热的阳光下。卡林顿依样效法。他问道：“你的墨镜哪去啦？”她答道：“我带着它原是怕他们在我脸上洒硫酸，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要是我让他们看到我提心吊胆，那我就不配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