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雷·尼夫遭暗杀使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和他的家庭一样感到震惊和无比悲痛。他是一位捍卫自由的战士。他勇敢、坚定、忠实地为他的信仰而生活，并为此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温和、善良和谦虚的人，是一个真诚和极其慷慨的朋友。他有着一个美满的家庭，支持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无法填补的空白。”
早晨6点卡罗尔在悉尼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立即给弗勒德街挂了个电话，那里此刻已是晚上了。艾莉森·沃德接了电话，告诉她。她母亲刚从戴安娜那里回到家。“哦，妈咪，我很难过。”卡罗尔说道。接着，有四、五分钟玛格丽特详谈了事情的经过，她如何听到这消息，如何为戴安娜担忧，整个这件事如何恐怖。最后她说，“我们必须获胜，我们要为艾雷赢得大选的胜利。”
一周后艾雷被安葬了，玛格丽特说服戴安娜来和她作伴，到她的办公室工作，在选举活动中助她一臂之力。她给了她确有助于打发时间的事情，使她转移对艾雷的思念，同时也推动了曾使他付出生命代价的事业。
选举竞赛正在火热地进行着，选举日期定在5月3日。在这之前的四周中，要坐火车、飞机、小汽车和长途公共汽车到全国各地巡视一圈；还要演讲，举行集会，徒步旅行，握手，与孩子在一起，在电视上聊天，在无线电话内交谈并举行记者招待会。玛格丽特比随行人员中任何人走的路都多，话也讲得多，工作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通常都是在早晨7点起床，到凌晨二、三点就寝。保守党付主席珍妮特·扬陪同她到各地旅行，感到精疲力竭，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一天早上早饭期间她向玛格丽特寒喧了一番后，要她再睡一会儿。“哦，我睡不长，”玛格丽特说道，“要不然我就要躺在床上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在大多数日子里丹尼斯都陪着她，卡罗尔也随行，在艾雷·尼夫死后不久她就回家了，以给她母亲以道义上的支持。不久，有人对卡罗尔说：“你母亲每小时可行走15英里，你要挺住，别拉在后面。”其他随行人员中还有戈登·里斯、斯文加利·玛格丽特、艾莉森·沃德、卡罗莱纳·史蒂芬斯，几个其他方面的秘书、一些保卫人员、理查德·赖德、龙尼·米勒，以及另一位讲稿撰写人、《每日电讯报》的戴维·豪厄尔，另外还有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位人物叫戴维·沃弗森（一位百万富商，他的父亲是大宇商店的创建人之一）则起着一种无声的号召作用。
这种活动被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是出卖人格，非常气恼。确实，这场选举最后变成了人格的选举：“性格开朗的詹姆斯”对“铁女人”的一场竞选。工党到处散布说玛格丽特是极右翼分子，卡拉汉攻击她的那些政策是在制造分裂并且是反动的。他宣称：“有个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再三，即我们是否想冒毁灭一切的危险？我们是否愿意废弃援助一些能提供成百万人就业机会的公司的计划，大幅度削减为家庭、医院和学校所需要的开支，容忍工业动乱和工会闹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只以一句简洁的声明回敬了这种攻击：“这次选举关系到英国——一个似乎已迷了路的伟大国家——的前途命运。玛格丽特在这时不惜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来争取选民。她会从弗勒德街出发，手挎着购物篮，一路走着让人拍照，她还让人拍下她去一家行人杂沓的路边肉店购买周日肉食的情景。这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安排，以使她的形象具有温和和无微不至的家庭主妇的魅力。在安格利亚东部的一家农场，人们争先恐后地拍她抱着一头小牛的镜头，她过去还从未抱过这种东西，她把小牛的喉咙夹得紧紧的。丹尼斯嘘声责备说：“假如你一不小心，非让小牛死在你手上不可。”
星期六专门去芬奇利，那里竞选活动也同过去一样热闹。凡尼斯总是占着街的一边，玛格丽特和在选民面前很少露面的卡罗尔则在另一边。他们隔着街在一个半小时内能向上千个家庭进行游说。鉴于她是党的领袖并在警察的保护之下，她不得不顾及安全预防措施。除非预先检查过，她不能随便进某人的屋子，而且要求她坐公家的车进行旅行。玛格丽特声明她想坐约翰·蒂普莱迪主席的车子旅行，就像她过去一贯做的那样；大家都感到很惊慌，而她则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