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玛格丽特要进行演讲，她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研究，她常常去下院图书馆，一呆就是很长时间。她以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缺乏的独创见解，如果没有准备好，她就不会动手做。玛格丽特不仅工作勤奋，她对数字有（现在仍然如此）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她可以从一大堆枯燥的文件中挑出有关的要点，并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她把演讲的内容详细地写出来，随后常常把讲演稿改成一些小标题抄在随身带的小纸条上。但是她讲演一向不看这些小纸条，除了有时要援引一大串数字时才拿出来核对一下。玛格丽特在数据运用上得心应手，顺手拈来，可以把反对党人士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她所说的是否准确，没有人能站起来和她辩论。可是，尽管她讲演时信心十足，在演讲前她却非常紧张，并且至今仍然没有克服掉这一毛病。
当穆里尔来伦敦时，她们总是一起进午餐，只有一次她们未能在一起。那天她接到通知，要她去唐宁街10号。走进首相书房时玛格丽特心想大概要她提什么建议，或者要她在即将召开的国会开幕式上支持女王的讲话。可是她猜错了。她被任命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她在下院工作才两年便担当了政府官员一职。
不幸的是，玛格丽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罗伯茨患了癌症，不能活着看见女儿的升迁。她几次住进格兰瑟姆的医院，于1960年11月谢世。玛格丽特心里非常难过，死讯一直对她刺激很大，不论是她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她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身体有点发颤。但是她仍一如继往，很快镇定下来，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哭是不能把事情哭好的。可是她却能容忍别人的痛苦，并且很会找一些恰当的话来安慰他人。卡罗尔那年才八岁，她听说外婆去世了便泪流满面。她记得玛格丽特当时非常温柔地说：“不要悲伤，外婆会升天堂的”。
去累斯特参加母亲的火化仪式时，玛格丽特遇见了穆里尔。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时间里穆里尔一直护理着她。罗伯茨夫妇的房子是在战争结束那年买下的，它在北阅兵场，与他们的杂货店相隔仅有一街。
在妻子去世后，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一人住在那儿，有时去肯特郡看望住在多莫斯的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但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撒切尔一家很欢迎他去，特别是他的外孙和外孙女更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玩，因为他玩起来总是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但是两个孩子并不太欢迎丹尼斯家里人，玛格丽特觉得婆婆有点古怪。
玛格丽特的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的工作是与财政和福利打交道，她在那里干得很舒心。她于11月首次在电台年金问题的解答节目里露面，并于第二年的3月以次官身份第一次参加重大辩论。工党对政府未能提高年金表示失望，玛格丽特就工党这一项指责的动议进行答辩。事先她在家做了大量工作，作出1946、1951、1959和1962这些年中的年金比较值，有吸烟者和没有吸烟者家庭的生活开支、年金支出总额、附加税的增加总额以及国外年金支出的比较数值。她在辩论会上挺直腰，把一连串的数据炸弹抛向目瞪口呆、毫无反应的与会者。
政府部门里的政务次官所做的工作十分辛苦，却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他们和文官们挤在本部门的办公室里，离开了下院多姿多彩的生活。玛格丽特在三位大臣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是鲍埃德·卡平特、尼尔·麦克弗逊和理查德·伍德。在担任这一职务的三年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文官们怎样应付他们的上司，她注意到他们因人而异拼凑出符合上司胃口的建议。从此她就不再信任文官。
1962年4月，玛格丽特的秘书帕迪因结婚而辞职，和她在下议院同一办公室里的黛安娜·鲍威尔接替她。帕迪辞职前已是撒切尔夫人的专职秘书，一天同时为两位国会议员工作使她分身乏术，特别是为玛格丽特工作更是如此。而黛安娜用部分时间为朱根·劳埃德·乔治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安排在帕迪休假时替她为T夫人工作——她这样称呼撒切尔夫人，所以她们彼此有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玛格丽特年长10岁，她们在一起工作达七年之久，彼此关系融洽。黛安娜是仅有的几个能够理解撒切尔夫人幽默感的人中的一个，也是玛格丽特许多随者之一。
帕迪的婚礼是在海雷——泰晤士圣心教堂里举行的，新郎叫约翰·利雷，在政府贸易部统计局任职。婚礼上的女傧相本应该是卡罗尔·撒切尔，但是卡罗尔由于太兴奋紧张而病倒了，只得呆在家里。一年后她的女儿罗斯玛丽出生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便请她当了罗斯玛丽的教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