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对经济学十分无知，他只关心政治权力。他说：“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戈培尔正是从他充当宣传部长那天起，就卖命地推销希特勒的思想，要将《我的奋斗》中的荒谬绝伦作为每个德国人的指导思想。
1933年7月14日，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国家公务人员都必须使用“德国式问候”，举右臂致意，从此成为“自由人民的问候方式”。而监狱和集中营中的在押犯人则被严厉禁止使用这种问候方式。1934年，所有的德国居民都被要求抬臂向国旗和国徽致敬；所有的公函都必须以“致以德意志的敬礼，希特勒万岁”来作结尾；所有的家庭都必须拥有字旗，并且在国家的节日期间都必须在窗户上插上旗子。戈培尔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戈培尔就因为他家的习惯大受称赞—他家的字旗是玛格达亲手缝制的。他觉得党旗由每一家的主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缝制，比在随便哪家小店购买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为反纳粹分子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设置的集中营网迅速建立了起来。刚夺取权力不久，纳粹政府就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警察组织盖世太保。1934年4月20日开始，盖世太保便处于亨利希·希姆莱的领导之下。
对希特勒来讲，仅满足于除掉那些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不够，对他的追随者，他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措施以防这些人成为阻挡他变为最高独裁者的绊脚石。1934年6月30日这一天，有数不清的牺牲品在没有检察和法庭判决的情况下，倒在了希特勒的党卫队和警察小分队的子弹之下。在这些被杀的人当中，有冯·施莱希尔将军。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在他们的住宅中被击毙，还有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以及大批其他的党卫队高级领导人，最后还有格富高尔·施塔萨尔。为了替这场血腥的屠杀进行辩护，希特勒称这些被处以死刑的人都是一群危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阴谋的参与者。
这场血腥屠杀主要由戈林和希姆莱一手策划。1933年6月28日，希特勒由戈培尔陪同前往埃森，以便在戈林和希姆莱于柏林指挥警察和党卫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参加埃森省党部头目特尔博文和戈培尔的一位前女秘书的婚礼。罗姆当时正在维斯湖洛场度假。6月29日，希特勒来到萨尔斯堡。在这里，戈培尔向希特勒报告，冲锋队已经在柏林行动，做好了政变的准备。而实际上，此时冲锋队正在度假。戈培尔的报告完全是一派胡言。但这个报告为希特勒的行动发出了信号。6月29日夜，希特勒和戈培尔飞赴慕尼黑。6月30日拂晓，他们在一队党卫军的护卫下前往维斯湖，冲进了罗姆的别墅。精壮的党卫队队员们把罗姆从床上拖起来—罗姆当时正和两个年轻男子睡在一起，由于夜间的放荡，他的面色灰白，而且好像还有些醉醺醺的。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他手中被塞入了一支手枪，并且被告知要他“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罗姆声如牛吼：还是请希特勒自己来执行他的下流命令吧！他于是被拖走并且随即被枪毙了。
在这次行动按计划完满结束之后，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飞回了柏林。在机场等待希特勒到来的人当中，有当时在盖世太保任职的基斯维乌斯。当希特勒走出机舱时，出现了一队卫兵。基斯维乌斯注意到，希特勒没带帽子，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并且没有刮胡子。在和戈林、希姆莱以及其他人握手时，他一言不发。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影幽默片画面中，唯一的声响就是鞋跟相碰发出的单调的声音。与此同时，希特勒这次旅行的陪同者也离开了飞机，“凶神恶煞般狞笑着的戈培尔”最后一个出现。基斯维乌斯还发现，希特勒从希姆莱手中接过一份长长的名单，边读这个名单边和戈林与希姆莱轻声耳语，交换意见。然后希特勒生气地摇了摇头，迈步走向停在机场上的一队梅塞德斯中的第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