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军备部长：索尔
德国劳工阵线主席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
尽管在这些人中，个别人如马丁·鲍曼和戈培尔博士等包括他们的妻子都自愿留在我的身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离开首都，而且准备与我一起在这儿以身殉国。但我务请他们听从我的要求，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通过工作和对我的忠诚，即便在我去世以后，作为同伴也与我心连心我希望我的精神留在他们中间并永远陪伴着他们。愿他们坚强，但要公正；尤其愿他们不要害怕当成行动的指南；愿他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愿他们明白今后世世代代的任务—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使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永远为大家服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男人们、妇女们和国防军的所有士兵们，誓死忠于新政府，誓死忠于并顺从他们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
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于柏林
见证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马丁·鲍曼
威廉·布格道夫
汉斯·克莱勃斯
就在同一天，戈培尔也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他谦逊地仅作为希特勒遗嘱的附件，遗嘱说：
元首已经命令我在首都的防御全线崩溃的情况下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领导。
一生中我还是第一次毅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容；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个人继续服务于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前提。
被叛逆的梦魇绕着的元首在战争最危急的日子里，至少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牺牲，虽然这违背了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示的客观上还有理由的命令。
因此我相信自己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而为国家指出通向自由之路的人总是有的，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生活的重新形成，如果没有明确的，使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模式为基础，那是不行的。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人手中也不离开它。并且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戈培尔博士
1945年4月29日早晨5时30分于柏林
然而，在戈培尔正忙于撰写这些政治遗嘱时，他已被鲍曼暗算。鲍曼有一本诬陷人的笔记本，其中就有戈培尔等人。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希特勒此时却怀疑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
有两个证据证明鲍曼在希特勒面前告了戈培尔的状。其一，希特勒在他的私人遗嘱（不是戈培尔起草的遗嘱）里称鲍曼“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其二，米施中士说：“我长期以来（在电话室）的做法是，戈培尔要电话时，我总是给他直接接通头头。但是，大约在4月27日国务秘书鲍曼来到我这里，强调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他那里。他告诉我这是元首的重要命令。当然，我不得不服从。”
在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的时候，还有七位部下能够同希特勒通电话。按地位排列先后次序，他们是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斯佩尔、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一个星期以后，却只有鲍曼一人能同希特勒直接通话了。
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呆了八天。欢蹦乱跳，许多人们都同他们混熟了。最大的孩子叫海尔加，十二岁，她是戈培尔的宠儿，聪明、高个子、早熟；她像她父亲，胡桃形的眼睛，一头黑发；第二个是希尔达，十一岁，长得最漂亮，皮肤、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赫尔莫特，十岁，唯一的男孩，富于幻想，学习成绩不佳；霍尔德，八岁，白肤金发，有点傻气，其他人经常戏弄她；赫达，六岁，也是白肤金发；海德，还不到五岁，家里的宝贝儿。对成年人来说，暗堡几乎是恐怖的场所，但对这些孩子来说，在这个极其混乱、昼夜不分的暗堡里生活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