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神经质的人显然是没有持续的活动和刺激是不能够活下去的。他并不惧怕日复一日带给他的沉重的工作负担，而是为国家的安全而担忧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失望。他似乎不可能重新走出他日常工作的漩涡。他看起来像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地需要会议、谈话、电话、会客、闪电会谈和紧急决定……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有时会令人害怕。
1943年11月21日晚，就在柏林遭受另一次严重轰炸之前，戈培尔在郊区发表了一次演讲。当炸弹飞来时，他没有让自己失去冷静。轰炸进行到最高潮，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躲进防空洞时，戈培尔带着泽姆勒来到位于威廉广场的指挥所，几分钟后，所有从遭受打击的城区传来的可怕的消息都汇集于此。这是一次绝少的机会，泽姆勒看到他的上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当他十分激动时他才抽这么多烟。当那损失的程度可怕地呈现出来时，戈培尔显得完全不知所措。
戈培尔把在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关心市民的士气作为自己的责任。1943年圣诞节他好像达到了他精神支撑力的极端。在圣诞夜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兰克他同他的妻子和仆人们大闹一场。人们把一棵圣诞树放在了放映银幕的前面，而没有注意到，房子的主人想看一部美国电影。人们完全可以把圣诞树移开，并且他们正准备这样做但是戈培尔让他紧张痛苦的神经通过勃然大怒得以放松。他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他咆哮着大声责骂，命令人们立即准备一辆车。盛怒之下他开车到施万恩威尔德去了。他以一本叔本华的书度过了那孤寂的圣诞之夜。玛格达此间必须向孩子们对父亲的离去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的爸爸当然是去工作了。
1944年1月戈培尔再一次有机会让他郁积的激动通过怒火发泄出来。完全被炸毁的帝国首都柏林市长向戈培尔先生征求意见，询问这一次帝国元帅戈林生日时该给他送什么礼物，这是一个难题。去年戈林曾表示过希望得到一幅25万马克的凡·戴克的画购买这幅画的钱得由市政府支付。戈培尔一听此事就勃然大怒，这位市长赶紧狼狈地退出来。戈培尔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从愤怒中恢复过来。
他有比戈林的生日宴会更需要关心的事情早在一周前他就把一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交到了希特勒司令部，而希特勒对此却一直没有反应。因为戈培尔鉴于危急的形势对在多条战线取胜感到怀疑。他呼吁尽快地同斯大林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思想汇报中他详尽地阐明了他的理由，为什么他认为同丘吉尔或是罗斯福的谈判将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另一方面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同斯大林私下和谈。戈培尔在报告中也没有忘记明确地表示，鉴于里宾特洛甫、菲亚斯克斯在外交部，戈培尔愿意把外交部长的职务和谈判的重担一同接到自己身上。
当希特勒司令部对此没有答复的时候，戈培尔是怎样关心他的研究报告并且十分紧张不安。实际上博尔曼认为这个报告太荒唐，根本没有把它交给希特勒。但是直到三个星期痛苦的等待之后，戈培尔才得知这件事情这是博尔曼在帝国司令部地位的一个新的证明。最后戈培尔去了司令部，打算让希特勒得知他的建议。这些建议当然没有被接受。那份研究报告，那份凝聚了戈培尔多少心血和被寄予了巨大希望的研究报告，在希特勒几个不置可否的话语之后被“放到了一旁”。那时，戈培尔同施佩尔、冯克和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三人已完全准备承认他的权威。他们几乎是定期在星期三晚上在戈培尔家会面，谈论他们将战争领导极端化的方案。
每当戈培尔到帝国司令部去时，他都对希特勒的才能充满怀疑，他几乎是坚定地向希特勒阐述他的观点。由于这些会谈都是两人单独会谈，所以世人不知道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每次当戈培尔在会谈后回到家后，总是对希特勒充满赞美之辞，表示很乐观。
1944年6月5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泽姆勒和瑙曼陪同他们的上司一起来到了贝尔希特格登，希特勒传见戈培尔。戈培尔想再一次提起他的研究报告，而这希望却没有实现。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泽姆勒叫了他的上司，报告进攻的消息。
4点5分，我得到了关于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登陆行动的第一个消息。毫无疑问，盟军方面的进攻开始了，我马上给戈培尔打电话，以标题的形式向他报告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我可以想象，他是怎么从床上一蹦而起：“终于来啦！”他喊到：“谢天谢地，这是决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