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望中，戈培尔坚守着他的宣传阵地。如果希特勒不愿任命他为帝国的二号人物，戈培尔至少能够做到，让他的威名在民众心中上升于是戈培尔打算，提高他名字的出现率。他试图通过为《帝国》杂志撰写文章来展现才华。他多次作广播演讲，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发表公开讲话，他到处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并以此显示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变得多么沉默寡言和回避公众在每一次严重的轰炸过后戈培尔都会出现在受灾地区。他的下属曾写道：
昨天我陪同戈培尔来到科隆，头一次看到被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大城市。戈培尔十分震惊，并希望说服希特勒尽快视察这座城市。令我惊讶的是，戈培尔在大街小巷到处受到人们友好的问候。他同群众用他们的家乡话交谈，人们很容易看出，他本人在受到严峻考验的科隆城里，是全国高层领导人中最受爱戴的人物。那些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男人、女人们，显然感到至少还是有一位部长亲自关心着他们的命运……
戈培尔企图向公众显示，他是希特勒之后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希特勒最终将目前为止尚未做出的权力任命给予他的话，那么他享有的名誉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次戈培尔在小范围内承认，去赢得新的名誉，对他来说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戈培尔说：“没有什么是比重新赢得一度失去的名誉更难的事情了”。他这样承认，自己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这一点。他用了整整四年的努力工作，才再一次赢得从1938起失去的信任和尊重。现在不管怎样他都坚信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幸运之星正在上升，戈培尔指的是巴诺娃事件，当年几乎使他的仕途中断。但后来，即便是在最为严峻的战争岁月中，戈培尔也没有完全放弃桃色冒险。
1944年6月的晚上，在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偶然事件。近两天，戈培尔在这所小小的木屋中住下。它位于森林的中间，距主楼约800米远。他告诉随从们，他想单独呆一会儿，不希望被打搅，除非是电话或急需做出的决定。一个仆人开车给他送来晚餐，然后立即返回主楼，戈培尔夫人在德累斯顿的白鹿疗养院疗养，他的孩子们在施万恩威尔德。
他接待的少数几个来访者，必须事先电话通过警卫人员，以便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通过栅栏。一天晚上，大约是深夜10点，警工看到一个女人在林间小路上骑着自行车。这是一位极其美貌的妇人，当警卫叫住她时，她绝口不提她的名字和她出现在部长禁地的理由。这位警卫像十足的骑士一样，帮这位女人推着自行车，带她走过那漆黑的树林。他打算带她去主楼见副官。警卫很快发现在20米外的云杉树的阴影中闪现了另一个闯入者。根据命令，警卫把冲锋枪推上了膛，大喊一声：“站住！举起手来！”当他听到一声呵斥时，吓得险些把冲锋枪扔到地上。这声呵斥来自戈培尔本人。此刻警卫也不再怀疑这位神秘的骑自行车的女人。因为当他看到戈培尔很尴尬地对这位年轻女士道歉时，警卫推测部长正等待着这位来客。警卫被置于一旁，两个人向不远的木屋走去……
显然戈培尔与这位年轻的女电影演员事先有约，为了避免任何议论，这次来访不被秘书、副官甚至是喜欢饶舌的佣人们所知。因此，这位年轻女士没有乘汽车来访，而是从那林间小路上骑自行车而来。她若乘汽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警卫阻拦的。
戈培尔将他工作中过剩的精力用于在希特勒司令部与博尔曼派系的斗争。1943年4月，他认为，针对博尔曼一伙人的措施就要见效，他信任地对瑙曼透露了一点有关情况，并同意他转达给泽姆勒和其他一些部里的同事。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博尔曼比以前地位更稳固了。戈培尔却不得不与这个被他称之为“不开化的怪人”达成协议这是令人丧气的。此外，1943年对柏林的轰炸越来越严重，戈培尔精神十分紧张并且感到彻底的失败。
在最后几个月，戈培尔是陷入了一种失败的情绪中。他在饭桌上，甚至当着他夫人的面，说：“如果我们的所有努力、工作和斗争都是徒劳的话，那么死亡对于我来说将是一种解脱。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我的理想存在之地，我也就不再追求什么了……”
在另一次，当他请以前的副部长利奥波德·古特尔吃饭时说，他认为帝国绝不可能只限制在战前的疆界中这种念头促使他以一种疯狂的热情和速度去完成他的工作，以至于他并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