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19日，戈林在接见柏林大众汽车公司总裁詹姆斯·穆尼时暗示，德国愿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一定程度的独立。“如果今天我们能和英国达成协议”，戈林劝诱说，“我们明天就可以抛弃俄国和日本。”
1940年1月13日，带着研究所截获的罗马、梵蒂冈和布鲁塞尔之间传递的意大利和比利时电报，戈林秘密拜会了希特勒。截获的情报表明，希特勒每一次为黄色方案所定的最后期限被柏林一名身份不明的叛徒都告诉了外国外交官。研究所情报揭示，意大利军事武官埃菲西奥·马拉斯上校泄露给齐亚诺公爵，齐亚诺再提醒布鲁塞尔和海牙。进一步侦获的情报表明，希特勒1月14日、15日和17日每次修改黄色方案的最后期限，都被该叛徒及时报告给比利时和荷兰的军事武官，有时在决定作出几小时后即泄露出去。希特勒对这种泄密非常恼火，20日他对戈林和陆军总司令冯·布劳茨简单地说：“我相信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会保密，我们就做不到。”
几周来，希特勒对戈林的空军作出的惟一让步是将比利时和荷兰包括在黄色方案里。他不愿把战争扩大到中立领土，就在1月15日，他还不允许戈林攻击在英国唐斯的舰船，非常生气地指出其中可能有中立国的船。但年轻的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已说服希特勒，没有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因此，黄色方案扩大了。
在此期间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想方设法挽回其声誉，他希望能严格要求个人行为举止，不容任何疏忽。他坚持无情地维护纪律。空军官兵如因酗酒犯有伤害罪者，一律交军事法庭论处。强奸犯将很快判死刑。例如：一名俄国妇女被强奸后，戈林下令在受害者的村庄绞死强奸犯。爱喝酒的纳粹党的官员奥托·冯·希施费尔德任空军中尉，但他1939年12月酗酒后，枪杀了几名波兰囚犯，戈林当然要求处以死刑。希特勒甚至拒绝批准这种裁决。1月4日，德国总理府主任汉斯·拉默斯来到卡琳庄园，和戈林一起研究这起案例和在纳粹占领的波兰越来越多的其他暴行，戈林承认，这些丑闻对整个德国“正迅速构成危险”。
那年春天有一段插曲。有一天深夜，3名年轻的空军士兵在外面狂饮之后，醉醺醺地回到营房，一名陆军军官让他们站住，费劲地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为了赶在熄灯前回去，他们一把夺过薪饷本，跑掉了。他们的空军将军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空八军）把他们交给了陆军司令官沃尔泽·冯·赖歇瑙，一个刑队以违抗命令罪将3人全部处决，陆军元帅戈林对这件事的整个处理过程很生气，他派人将两位将军找来，给了他们一番令人羞辱的训斥。“作为战地指挥官，批准判刑的权力是你们最无价的法宝，”他说，“不仅有义务维护纪律，还有义务照料交给你指挥的士兵。你，里希特霍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抛弃了这3名空军人员。”
现在他操纵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他心里清楚整个欧洲对黄色方案不寒而栗；他仍然希望早日结束敌对。汉莎航空公司董事长埃米尔·乔治·冯·司汤斯不是纳粹分子，戈林很欣赏他的意见。他劝戈林在1940年1月21日会见奥斯陆路德教主教艾温·贝格拉夫博士。主教发现他起初态度很冷淡，后来他说他刚去过英国，发现英国人没有真的恨德国，只是决定静观事态的发展而已，戈林的态度才有了变化。
戈林突然插话说：“元首确信，英国作战的唯一目标是摧毁德国。”
主教摇了摇头。“如果你是对的，”戈林若有所思地说，
那么就没必要打这一仗但我们已和英国人谈判过。在我们答应先决条件之前，他们不和我们会晤。”
陆军元帅又说，主教所说的这些先决条件——恢复波兰和捷克的主权是不能接受的。“波兰和捷克斯洛克——是我们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主教驳斥说：“和平或胜利，你要哪一项？”
“和平，毫无疑问！”戈林脱口而出，然后抿着嘴，笑着补充说：“我很想先赢得胜利。”
由于戈培尔博士的舆论宣传冲击，德国人开始认为，英国是他们的死敌。戈林告诉这位挪威主教说：“应该沉重打击英国人，让他们别再来教训我们。应该相信元首说我们的兴趣在东部。”英国的顽固不化令他费解，他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