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他的野兽王国和赫尔曼·戈林之间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感情共鸣，不带一点虚假成分。野兽能嗅到危险，但好像也能感觉到对动物的真正爱护。主任护林员乌尔里希·谢尔平是一名诚实的护林员，他的曾曾祖父给普鲁士的3个国王作过护林员，他知道野兽感官的敏锐，对戈林控制人和野兽的方式感到吃惊。
在第三帝国这段残酷无情的时期里，戈林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件保留到了今天：即他实行的比较文明的《狩猎法》。动物世界似乎一直是他自己的私有王国。他是位热情的猎人，是自认为高于其他一切行会的狩猎行会的成员。事实上，希特勒称宗派性的狩猎行会为“绿色共济会”。他憎恶猎人，但他发现戈林的热情是可以利用的。许多外国外交家和军界人士都接受过他的邀请，到普鲁士猎场打猎。他在那里会见了保加利亚独裁者鲍里斯、匈牙利摄政王、希腊国王、罗马尼亚国王和南斯拉夫的摄政王。
虽然总的说来这是有好处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因为戈林酷爱狩猎，擅长狩猎的军官便有优先擢升权。不善骑射的高级空军军官发现仕途坎坷。在德国空军里，狩猎就像马球在英国军队里一样，是个人晋升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本。
事情的开头并不太好。1932年戈林出任德国国会议长时，他拒绝接受当时的统治机构分配给他的相当不讨人喜欢的猎场。他自信地预言，一年之内，他会担任总理，那时，普鲁士所有的州辖猎场都可以任他挑选。1933年，他发现猎场是德国本身的缩影，受小规模对抗和个人利益的侵扰。每个教区或大庄园似乎都有自己的狩猎法规和税收。野生动物可以随意猎捕。濒临绝境的动物很难生存和繁衍，在德国，鹰、熊、野牛和野马几乎绝迹。
戈林指示谢尔平组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狩猎协会，以便控制打猎，重修湖泊，管理森林，保护濒临绝迹的动物。协会向猎人征税，用于森林和狩猎公园的管理。1933年5月9日，他简单地向谢尔平布置说：“我想要一个新的普鲁士狩猎法，以后可以向全国推广的。”
他大笔一挥，规定凡打死鹰，或用毒药、人工照明或钢夹狩猎均属犯罪行为。虽然专业团体提出抗议，戈林非常气愤，置之不理。他的普鲁士《狩猎法》1934年1月18日通过，嫉恨它的不只是整个德国。他要求新的猎场官员必须爱护动物，忠诚于纳粹，敢于直言。但在实践当中，这些要求是做不到的，最好的护林员不一定是纳粹分子。在真正检查的时候，他并不鼓励有独立见解的人。1937年5月，布尔克哈特教授坐在柏林那间洞穴状的办公室里，亲眼看到他接了一个护林员打来的电话，求他允许当地农场上的人自行采取措施制止公野猪的瘟病。戈林越听越生气，对着话筒大喊：“你再说一句，我就用猎枪把你的鼻子打翻上去！”他回过头，向瑞士外交官道歉说：“开始革命时就这样，人们去自行处理吧！”
戈林热衷于开拓新领域，他在波美拉尼亚的达尔斯半岛和东普鲁士的罗明屯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他最自豪的成就就是柏林门口的绍夫荒原。1934年6月10日，他不顾柏林外交人士的嘲笑，在这里开辟了新的野牛禁猎区，里面有2头纯种公牛和7头杂交母牛，他还引进了麋。普鲁士几任国王都想把这种珍贵而丑陋的野兽引入绍夫荒原，但都没有成功。他向动物园学家、护林员和动物学家请教，有趣的是，他还向专家请教人工授精，虽然开始时他有点失望，但最后还是成功了。瑞典麋和加拿大大角麋都没能在这里繁衍起来，因此他最后从东普鲁士引进了幼麋：1934年秋17只，一年后10只，1936年11只。他的第一批麋1937年5月产仔，那时候，他还养了47只当地野牛。
从总体上看，戈林在绍夫荒原的试验是成功的。他从韦尔贝林湖的狩猎研究实验室又向荒原引进了一批动物，其中有猫头鹰、松鸡、灰鹅、大乌鸦、河狸和水獭。1936年，有14万城镇居民平均每人花了20芬尼到野生动物保护区观光。这在其他国家的大公园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11月，猎人们聚集一堂，欢度圣休伯特节，戈林说，
对我们来讲森林就是上帝的教堂。”
戈林本性中热爱动物的一面与他对人类无比冷酷无情，产生一种奇怪的反差。他在普鲁士实行了反对动物活体解剖法。他事先发表广播讲话，告诫说即使在该法规通过生效之前，所有违犯者都将被关进集中营。在英国，军事科学家们满足于在山羊和黑猩猩身上做炸药爆炸实验，1942年戈林的航空专家对在人体上（希姆莱集中营的死刑罪犯）进行致命的低温低压实验一点也不感到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