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37年12月,遵照希特勒冬季花园会议的指示,戈林命令空军,做好对捷克发动一场闪电战的准备。
作战部部长冯·布隆贝格很惊讶,12月7日,他紧急通报更正:“我严禁任何可能导致司令部或部队认为战争可能在1938年底以前发生的言论。”
这份文电及其独有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希特勒军事领导集团内部已形成的一种结构上的缺陷:戈林现在处于完全不正常的位置,因为他同时跨了德国统帅机构中的3个最高领导层。作为空军总司令,他隶属于作战部部长布隆贝格元帅,但与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上将平级。然而,作为帝国空军部部长,他又和布隆贝格平起平坐。同时,作为元首选定的接班人和顾问,他则认为自己的地位应在布隆贝格之上。
布隆贝格比戈林大15岁,戈林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读完了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1933年以来,他同纳粹的关系日益亲密,比如,他允许陆军军官接受因参加1923年暴动而颁发给他们的纳粹“流血勋章”,但关系还不够紧密。1935年以后,卡尔·博登沙茨几次偶然听到戈林和希特勒议论,陆军最高将领可能密谋推翻现政权。1937年秋,戈林单刀直入地问布隆贝格,他的将军们是否愿意跟随希特勒打仗。
很明显,到了1937年12月,戈林开始幻想取代布隆贝格,接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另外一位候选人是冯·弗里奇将军。弗里奇58岁,并不比布隆贝格年轻,戈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太信任他。弗里奇1936年4月20日晋升为上将,他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他的举止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穿的是束腰紧身衣。他左眼戴着单片眼镜,使他的脸露出一副凶相,并好像固定住了似的。他属于老式单身汉,爱马和恨犹太人的热情都很高。1938年他给一位男爵夫人写信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3种战斗,对犹太人的战斗最艰难。”然而当他暂时离开柏林舞台,在埃及度假。他并不知道希姆莱(也许在戈林的唆使下)派盖世太保监视他。迄今为止,布隆贝格尚未让戈林抓到任何把柄,虽然如雷德将军后来从一次无意识谈话中听到的那样,弗里奇下令对布隆贝格进行监视,并且希姆莱的盖世太保发现在布隆贝格的办公室里隐藏了窃听器。
直到12月中旬,戈林仍抓不到布隆贝格的把柄。其后,突然间作战部传出了一则有希望的丑闻。60岁的单身陆军元帅宣布他也要外出休假。知情的人散布说他还要带一位24岁的秘书。“这位陆军元帅莫名其妙地焦急不安”,他的担心可以理解:秘书骗他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陆军元帅的家人这样告诉本书作者)。不到一周,希特勒命令他到慕尼黑参加12月22日在英烈祠前面为鲁登道夫举行国葬。这里就是14年前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面对巴伐利亚警察扫射的地方。葬礼结束后,布隆贝格穿过白雪覆盖的广场,走到希特勒面前,要求单独和他谈谈,正式请求元首批准他和那位姑娘结婚,他只说她是普通人,是政府机构的秘书。愚蠢的是,几天后,他在那么多人当中偏偏选中戈林,请他利用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权力,设法把向这位姑娘求爱的“情敌”弄出德国。
1938年1月12日,参加赫尔曼·戈林45岁生日的宾客看到戈林站起来往外走时,感到不解。“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抿着嘴微笑着对米尔希说。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都是老一代,是从没真正对1933年纳粹革命宣过誓的将军们的代表。他们领导下的职业将军们拒不接受空军,认为由两名前空军中尉戈林和米尔希组建和指挥的空军不会有真正的作用。弗里奇尤其反对最近将德国武装部队置于布隆贝格的统帅之下。1月2日从埃及休假回来之后,(他实际上只带了一名年轻副官,约阿希姆·冯·博特上尉),他对陆军将领们越来越不满地批评布隆贝格不加任何制止甚至还火上浇油。弗里奇古铜色的脸,身体康健,12日也是戈林生日宴会上的客人,他肯定也对戈林提早离席感到迷惑不解。
戈林对布隆贝格挑选的新娘所抱的一切怀疑在他参加婚礼时都烟消云散了,那天下午,作战部大厅四门紧闭,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当新娘戴着厚厚的面纱,扭扭捏捏地进来时,希特勒和戈林无言地对视了一眼。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举止得体。随后布隆贝格满意地去卡普里岛度蜜月了。冯·弗里奇将军在1月15日,同希特勒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元首“对陆军中无政府主义宣传表示极大关注”。弗里奇请元首举出具体例子,但希特勒拒绝言明。6天后,希特勒在布隆贝格的作战部里,给数百名高级将领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讲演,大谈历史、种族和民族,大谈德国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我们必须用战争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