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可能发现这粒胶囊。纯凭运气。
戈林不可能像说的那样把铜色子弹状的胶囊藏在监禁室。监禁室可以随时变换，常常不预先通知一声就对他进行全身搜查。他不会冒被没收的风险。除此之外，虽然不妨碍他达到目的，如果真的藏在监禁室，这封信就会暴露准确的藏匿地点。
他还在信上加了简短的附言：“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说管制委员拒绝将绞刑改为枪刑。”
他拿出一页笺首印着“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的信纸，也在上面仔细注明日期是“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写道：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
我本该让你们立即枪毙我的！但企图绞死帝国元帅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德意志着想，我不能允许这样做。除此之外，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巴将军的自尽方式。赫尔曼·戈林。他在信纸的背面接着写道：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你们会判我死刑，因为我一直认为审讯永远是战胜者的政治伎俩，但为了我的人民，我希望走上法庭，我至少希望能像一名战士那样死去。在上帝、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面前，我认为自己不应受敌人法庭所强加给我的谴责。
最后，他给妻子写了永别信，和给牧师的信放在一个信封里。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格雷克牧师，您好！
原谅我，为了政治我只好这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本愿意让他们枪毙我）。请安慰我的妻子，告诉她这是不同寻常的自杀，她尽可以放心，上帝会让我安息的。
愿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人们！
亲爱的牧师，愿上帝给你更多的幸福。赫尔曼·戈林。
我惟一的爱人！
在考虑成熟之后，在向上帝真诚祈祷之后，我决定自尽，不给敌人绞死我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枪刑。但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不能允许自己上绞刑架。更有甚者，执行绞刑时新闻记者和摄像人员在场，就像一次壮观的场面（我认为摄像人员在场是为了拍新闻片）。
我想远离公众的耳目静静地告别人生。在向你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从那之后我心里非常平静，我认为死亡是最后的解脱。
我认为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涯让我拥有了摆脱纷乱尘世的办法。他们始终没被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仁慈地让我避免了痛苦的结局。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埃达，及我所爱的朋友们。我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将标志着我们伟大和永恒的爱。你的赫尔曼。
13日精神病医生吉尔伯特博士最后一次看望了死囚。
戈林好像在有意坚持他对安德鲁斯说，“因为他不想承认他比法庭审讯时所证明的更罪大恶极。”帝国元帅曾抱怨说，“管制委员会至少可以给他们换一种死刑方式。”
10月13日和14日之间的那天夜里，死囚们听见重型卡车开进了不到一百米远的监狱大院—绞刑架已经运到了。然后戈林听到前帝国人力专员弗里茨·绍克尔大声尖叫，但他已经无能为力。陆军中尉约翰·W·韦斯特搜查了他的监禁室，彻底搜查了他的东西，把床上用品拿下来抖了抖，什么也没找到。14日晚些时候，当健身房的叮当锤声传到监禁区时，牧师来到监禁室。戈林问格雷克是否知道执行绞刑的时间，格雷克说他不知道，令戈林伤心的是，他们还拒绝为他作圣餐礼。“我拒绝给他作圣餐礼，”牧师几天后证实，“因为他不相信基督的神圣……他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告诉他，如他不相信上帝的拯救方式，他就不可能在天堂里和他的女儿团聚。”
于是，不同的人对最后一天的看法也不同。一位有胆有识的美国军官在纽伦堡发行了“首日封”纪念即将到来的绞刑。安德鲁斯命令坦克和防空部队加强监狱守卫，以防最后关头有人劫狱。1946年10月15日上午8点30分，普夫卢克博士溜进戈林的监禁室，查了他的脉搏，一位美国士兵在旁边监视，他们谈了10分钟。看见戈林给医生读了一份德语文件，两人都笑了。1小时后，一位监狱理发员在一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监狱。下午3点一刻，监狱信任的奥托·施特伦从图书馆给戈林带了一本书，题目是《鸟迁非洲》。戈林还请施特伦弄些书写材料。3点30分，他在写字时，一名穿白色衣服的厨房服务员拿着一大杯茶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