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多了，戈林在纸上写道，“谢谢你，亲爱的！永远属于你的赫尔曼。”最后一次见他的律师时，他通过斜坡板把结婚戒指和蓝皮公文包递给他，请他转交给埃米。
星期天离开该城之前，斯塔默给埃米打电话说，她将获准第二天和她丈夫见最后一面。
戈林又恢复了30年代初灵巧笔直的飞行员和政客那样瘦削和英俊。1946年10月7日下午2点45分他走进隔离的探视室。他的右手和一等兵拉塞尔·凯勒的铐在一起，3名士兵手持汤姆式步枪围成了半圆圈。他透过玻璃能看到埃米坐在美国牧师格雷克的旁边，紧张地抓着结婚戒指。他问埃达听到消息后反应如何。“我希望生活对她不要太不公平，”他叹息道。
“你可以问心无愧地永别人世，”她说。“你在纽伦堡已经为你的战友和国家竭尽了全力。”她补充说，这样死去就像战死沙场一样。
他脸上的阴云散了，喉咙里的哽塞不见了。“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勇敢。”
“仔细听着，”她靠近隔离的玻璃说。“你还带着梳子吗？”
“带了。”
“牙刷？”
“带了。”
她语调没变，低声说，“你还带着安格送给你的东西吗？”
“没有，”他说完就犹豫了。“我很想说带了，因为这样你会好受些。你带了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绞死我的，”他字斟句酌地安慰她说，“不会的。对付我的是子弹。他们不会绞死赫尔曼·戈林。”
她感到头有点痛。“我不该走吗？”她问。他笑了笑：
我心里很平静埃米。”
赫尔曼回到了监禁室，脑子里一片空白。普夫卢克博士拿着一粒镇静药进来时，戈林说：“亲爱的医生，我刚和我妻子见了最后一面。现在我已经死了。这一小时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但她要见。她勇敢地承受了一切。”
他看了一眼镇静药片。夏天有一次他问普夫卢克多少片才会有危险。医生说二三十片也只能让人长睡一觉。“服镇静药不容易导致死亡”，他看出了囚徒的心事。他们握了握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帝国元帅第一次和他握手。
现在除了和德州中尉之间友情之外，赫尔曼·戈林与世隔绝了。几天内他等待着未经允许而上诉请求减刑的结果。
结果不容置疑。因担心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可能错误利用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减轻或改变判刑，”英国工党内阁于10月7日晚些时候给英国成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下达指示，
从政治角度讲不改变（纽伦堡）判刑是有利的。”就这样通过了。9日管制委员会在柏林开会；他们听说雷德、戈林和约德尔都请求枪刑。美国委员开始同意了约德尔的请求，但最后全部否决了。
戈林听说新闻记者和摄影人员将应邀观看绞刑场面；谁都能推算出执行绞刑可能安排在16日。这两则消息对他的计划至关重要。
戈林到目前为止已确信他的行李里至少还有一粒致命的氰化子弹——并且他已得到另一个人的坚定许诺，将把这粒铜色子弹偷偷带进他的监禁室。这些文件主要由三封带有奚落意思的信组成，都是10月11日写的，可能是最后一次恶作剧。他不可能把信在监禁室里搁5天，一旦发现，就会立即搜查他锁在别处的行李，他的计划就会惨败。因此有理由认为他把信委托给某位选择来保证和保护他的军官：无疑是一位美国人，他能交给一位可靠人士，在最后时刻带进监禁室——两人中有一个把氰化子弹从行李室取出来，另一位则偷偷带进监禁室。这位美国军官可能是惠利斯中尉(1954年去世），可靠人士可能是普夫卢克医生。
这些信现仍在世，藏在驻柏林的美军保险箱里。第一封交叉折叠，放在上衣口袋或小信封里，明显是想奚落自高自大上校的安全措施：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致指挥官
自从我身陷囹圄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毒药子弹。进蒙多夫以来，我有3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一旦检查，即能发现。脱衣服时，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多夫和这里的监禁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常进行彻底检查，但都没被发现。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统马靴里。
第三粒胶囊仍在我的小化妆盒里，藏在盛皮肤霜的圆盒里（上面有乳霜覆盖）。如果需要，我在蒙多夫可以带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