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新闻发布会反响不一。普夫利姆朗尽力做出调和的姿态。而孟戴斯·弗朗斯则公开表示反对，他抱怨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利用爱国情绪来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他未指名道姓，但人们都知其矛头所对。然而政府并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虽然不无侥幸，但将军目前又取得了成功。
此后，前往布瓦赛里的访客，从人数上反映了人们情绪的变化。一贯充当带头羊的比内，经常过访，将军对国家团结的渴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孟戴斯·弗朗斯的老朋友鲍里斯承诺抵抗运动中那些社会民义党的老战士们会给戴高乐以支持。萨朗派使者带来消息，将军的话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与希望。
事态迅速发展。5月21日，一个激进派的科西嘉议员帕斯卡·阿里吉建议将公安委员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科西嘉岛。此后，5月24日晨，阿里吉来自阿尔及尔的一些伞兵在科西嘉着陆，并至少取得了戴高乐的表兄，该岛抵抗运动前首脑亨利·马约的认可，迅速击溃了任何反抗。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没发生任何意外。当被问及在这些事件中有无人员被杀时，阿里吉回答说：“当然没有。这是一场革命，而非一场选举。”
尽管摩勒等人竭力试图使将军对科西嘉政变做出谴责，但将军却认为没有必要对该事件做出反应。对将军而言，事态发展的速度还不近人意，应到加快步伐才是。5月26日他召见了上马恩省省长马赛尔·迪波尔特，宣称他已获悉5月27日至28日夜间将有类似科西嘉政变的行动在巴黎发生，因此他必须在当晚会见总理普夫利姆朗。戴高乐建议将会见的地点设在巴黎城西圣克拉乌德公园的管理员，一个叫做菲力克斯·布鲁诺上校的家中，时间则定在夜里10点30分。
普夫利姆朗恪尽职守，提出了一个政治权力在暗中转移的方案。戴高乐说自己是唯一能够避免内战发生的人，而普夫利姆朗应辞职为戴高乐让路。而普夫利姆朗则坚持除非戴高乐马上对阿尔及尔和科西嘉的叛乱予以否定，否则他不会辞职。而戴高乐则坚持除非普夫利姆朗辞职，否则他不会对两次叛乱持否定态度。争论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会见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无功收场。
5月27日黎明时，普夫利姆朗回到设在巴黎的总理官邸，戴高乐则回到科隆贝。他们对圣克拉乌德会见的描述大相径庭。按照普夫利姆朗的说法，他告诉戴高乐他所能同意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召开所有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来讨论发生权力转让的条件。普夫利姆朗在返回途中与人谈话时已显得疲惫不堪。和他谈话的这些人支持普夫利姆朗对该会见的说法。而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则写道，他在返回家中时坚信普夫利姆朗很快将走上他在那晚为他指出的道路。两人的描述并不一致。
回到科隆贝，将军彻夜未眠，起草了一份声明。该声明5月27日午前送达普夫利姆朗的办公室，随后立即被发表。它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从昨日开始采取必要的常规步骤，以便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
甚至以戴高乐的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也太过冒失。前一天晚上同普夫利姆朗的会见显得很无礼，甚至连已经存在一个据法律而组成的政府这一事实都被忽略了。但这却是第二个非常成功的策略，将军再一次夺取了政治斗争中的有利地带。而普夫利姆朗目前却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是将这个不守规矩的公民绳之以法还是向他屈服他很难抉择。而摩勒和社会民主党人也感到压力重重。他们或者同意支持戴高乐，或者不得不对内战负责。将军给阿尔及尔的消息非常明确，复出行动暂时中止，直到谈判结束，或者，直到他们失利。
将军又一次先发制人，使政府再度陷入混乱。至于莫克，已开始相信戴高乐的此次举动有积极的效果。作为内务部长，他相信，如没有戴高乐的声明，预料之中的27日至28日夜间的严重事端可能已经发生，换言之，
复出行动”已在巴黎发动。摩勒也是这样认为，但对声明所用的语气他难以接受并非常恼火。而普夫利姆朗则感到自己已被戴高乐逼入了绝境，一心只想甩手不干。只有科蒂总统要他不得放弃努力。
戴高乐的无礼举动引起立宪议会的一片恐慌。27日晚举行的立宪议会上，在对政府的信任表决中，普夫利姆朗赢得了240票的多数。但表决的力量十分有限。事实上，政府目前已经毫无实权。28日凌晨两点，在立宪议会刚一闭会便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温和的普莱文心平气和地指出，情况已发展到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不能前往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部长遭到武装力量的公然对抗，而内务部长则再也不能控制警察。他说：“我们声称要行使权力，但我们的手中却毫无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