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伦敦后，戴高乐马上与他的同僚们商讨昂法会晤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所谓的联合公报并非是与吉罗将军达成的协议。美国和英国试图将“战斗法国”变成以北非为基地的美国附属政权，这种做法是粗暴的，是不能接受的。这样一来伤害的不仅仅是同吉罗无足轻重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与英国尤其是与丘吉尔的关系，自然问题又比较麻烦了。
值得庆幸的是，戴高乐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昂法会晤中与盟军的较量丝毫没有挫伤他的自信心。他赢得了两位重要的朋友，霍普金斯和麦克米伦。这两人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战败后许多法国人所缺少的矢志不移的信念和勇气。而美英盟军总参谋部中，有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戴高乐，他们称他为“推弹杆”和“苦艾蒿”。
尽管这次戴高乐又和丘吉尔闹僵了，但是他在卡萨布兰卡的表现却为自己赢得了未曾料到的威信。麦克米伦把他当作一名“政治家”，默菲也领略到戴高乐重现法国昔日辉煌的远大抱负和雄才大略。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尽快从盟军那里为法国争得好处，而不能出卖已经获得的利益。德国是盟军进攻的目标，而法国则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戴高乐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他误解了昂法会晤后他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原以为戴高乐不过是个战败的法国将军，如今却发现他极其可憎：自高自大、强词夺理，自我为中心，而且固执己见。其实用这些词来形容罗斯福本人恰如其分。总统如此讨厌戴高乐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
然而，戴高乐却误以为罗斯福很赏识他，2月9日在伦敦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盛赞罗斯福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2月14日他又致函赫尔，请他转告总统说，他们的初次接触使他深感荣幸。信中说，总统“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将使每一位法国人深受感动。
“战斗法国”当然享受不到这种“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罗斯福和赫尔对戴高乐在2月9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极其不满。戴高乐说他的目的以及法国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以解放法国为目的的法兰西帝国联盟，而不单单是两位将军达成协议。这与罗斯福的意愿完全相背。他期待的恰恰是头面人物间实现和解，这样每个人都能全力抗战，美国新闻界也会停止对他进行骚扰。
事实上，美国新闻界一直在抨击罗斯福和赫尔的法国政策。停泊在美国港口的前维希军航的水手哗变后投奔“战斗法国”，这件事使罗斯福和赫尔成了众矢之的。他们两人对此非常气恼，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戴高乐在伦敦的特工挑起的。赫尔强烈要求艾登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然而他和丘吉尔均束手无策，他们已经和戴高乐无话可说了。
3月22日罗斯福在一次私人宴会上向来访的艾登阐述了他对战后欧洲的看法。“军备应集中在英、美、苏三国手中。力量较强的国家充其量也只能拥有步枪……这三个大国理应维护欧洲安全……一个名为瓦隆尼亚’的新国家将包括比利时的瓦隆人聚居地，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和法国的北部地区。”
这就是罗斯福“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完全与戴高乐的美好愿望大相径庭。但是戴高乐卡萨布兰卡之行至少促成了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1943年2月底，罗斯福派让·莫内前往阿尔及尔，表面上负责向法军运送武器，但实际上是充当吉罗的政治顾问。莫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外交才华受到华盛顿政界人士的尊重。人们认为只有他才能使吉罗具备政治敏感。他到达后便与麦克米伦结下友谊。经麦克米伦一再劝说，原本心怀敌意的莫内开始对戴高乐怀有好感，并认为只有戴高乐才能建立起一个信得过的未来法国政府。正如罗斯福所说，吉罗太不中用。
但通往前方的路充满着坎坷。1月22日戴高乐曾命令将设备运往开罗，遭到丘吉尔的断然拒绝。2月底，戴高乐再次下令转移设备，同样遭到拒绝。奥利弗·哈维写道：“这个老顽童又对戴高乐发脾气，他打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戴高乐访问叙利亚和非洲……还宣称将军是他的敌人。”法国民族委员会国际事务专员勒内·马西热里竭力劝说，但丘吉尔与战时内阁态度坚决。
戴高乐迫切想去北非。莫内一直在做吉罗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维希政府的诸多条文已经取消，政府官员辞职。更让人高兴的是吉罗发表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违背自己意愿的讲话，断言未来的法国政府将建立在民主、共和的基础上。这篇讲话稿的内容大多由莫内撰写。在莫内的影响下，吉罗表面上正在接受戴高乐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