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仪式热烈隆重，与1月份他在卡萨布兰卡的经历截然不同。仪仗队向他持枪敬礼接受检阅，乐队高奏
马赛曲”卡特鲁也前来迎接；默菲和麦克米伦的一位助手审慎地站在法国军官们身后。这次戴高乐登上了一辆法国汽车，而不是美国汽车。然而，仍有一件事让他气恼，吉罗下令实行新闻封锁，因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夏尔·戴高乐将军又回到了法国土地上，而且永远不再离开。不过这没有关系，人们早晚会知道的。
戴高乐到达后的次日，麦克米伦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戴高乐将军的情绪由平静转为兴奋，他对美国人十分仇视，对英国人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怨恨……莫内仍然难以断定将军是个危险的鼓动家还是个疯狂的鼓动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阿尔及尔最豪华的建筑——夏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午宴。宴会上，吉罗坐在戴高乐对面，身边坐着莫内和刚从法国赶来的乔治将军，还有40位其他客人。宴会接近尾声时，戴高乐到来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全城。得此喜讯，民众们的欢迎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可以想象，在这散发着芳香的地中海之夜，在这狂欢节的气氛之中，戴高乐兴奋之情难以抑制。
吉罗将军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夏宫，派前维希部队的一个支队把守。戴高乐则把指挥部设在附近一个名为“紫藤花园”的一幢普通别墅里，由“战斗法国”派兵把守。双方能和睦相处吗？这个老问题依然悬在人们心头。
这里的局势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5月28日，离开伦敦赴“某地”的英国首相出人意料地来到阿尔及尔。表面上看他是来视察“霍斯基”行动，即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进展情况的，但他的真正意图却是想目睹两名对立的法国将军的“婚礼”。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在这个格外有趣的“婚礼”上做男傧相。
精力向来充沛的丘吉尔刚一到阿尔及尔，就觉得力不从心。他太劳累，透支太多，他需要休息。一周后，艾登告诉哈维：“从美国返回后他疲惫不堪，几乎不能行动，但是阳光和洗浴使他渐渐恢复过来。”他常常想起在昂法时同戴高乐几次争吵，越想越生气。他致电请求艾登来协助他。丘吉尔说外交大臣比他更适合在吉罗——戴高乐的婚礼上做男傧相。后来，在一次宴会上，丘吉尔更为直率，他对海军上将坎宁安、麦克米伦和默菲说戴高乐反英反美，因此注定要“干蠢事，”戴高乐善于搞政变，喜欢揽权，对权力有强烈的占有欲。既然首相的情绪如此不好，艾登不便反驳。但是丘吉尔仍不想离开幕后；赌注太大，不允许他把一切都交给外交大臣。
5月的最后一天，法国两大派别在弗洛其坦公立学校开始认真地谈判。吉罗一方有乔治和莫内；戴高乐一方有卡特鲁，马西热里和菲利普。谈判开始时，双方同意先由在座的几位组成一个委员会，将来再增加人选。戴高乐打出了他的第一张牌。他郑重地对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说，他有两点要求：第一，军事指挥结构应服从委员会的政治需要；第二，在无论如何都决不能允许前维希政府头面人物诺盖斯，布瓦松和佩鲁东继续任职。
戴高乐提出的要求当然合情合理。由政府来控制军队，而且政府的命令前后一致，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军队与政府之间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国军队一直听从政府的控制，圣西尔军校的候补军官都受过这种思想的教育。至于那三名维希分子，他们的所谓战绩在“战斗法国”看来无异于叛国。佩鲁东曾企图消灭法国抵抗运动，还签署了处戴高乐以死刑的命令。诺盖斯作为摩洛哥法军指挥官在1940年曾拒绝为“马西利亚”号船上的乘客提供避难所；他曾把达拉第和乔治·蒙代尔送回监狱。另外，他还在“火炬”登陆行动中派兵攻击美军。布瓦松曾在达喀尔大溃败中毫不留情地打击“自由法国”。这三个人手上沾满了法国人的鲜血。
然而无论理由多么充分，上述要求吉罗都难以接受。他认为应捐弃前嫌，把那些陈谷子烂事彻底忘掉。事实上，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英美首脑就已经把它们搁置一旁。吉罗任总司令，美国人的维希派朋友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是邀请戴高乐来阿尔及尔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个前提和基础正受到挑战。
冲突不可避免。吉罗大发雷霆，与戴高乐激烈地争辩，然后摔门而去。次日，吉罗进行了反击。他声称戴高乐正在策划政变，并命令首都附近的装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宣布阿尔及尔市区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不准许军队离开营房。最后，他派戴高乐的老对手，海军上将米瑟利耶负责紧急状态下的城市治安。米瑟利耶马上调动军舰，企图秘密拘捕戴高乐，将其押解到丹吉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