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认为应当把这位难对付的将军马上召回英国来，免得造成更大混乱。可是戴高乐不着急，委婉地对丘吉尔说他“太忙了。”他又悠闲地到法属赤道非洲转了一圈儿。9月6日，艾登把德让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说与维希驻马达加斯加总督的谈判失败了，英国将占领岛上其余领土，并邀请“战斗法国”来管理全岛。为此，英国政府希望重新谈判。这条建议足以使戴高乐回到伦敦，他做好了返回的一切准备。
1942年9月25日，戴高乐回到伦敦。30日，戴高乐被召到唐宁街10号。首相带着艾登和莫顿，将军带着普莱文。这次会面闹得大家都不痛快。双方的分歧从未这样明显过，丘吉尔喊道：“你们不是法国，我不承认你们是法国。”戴高乐反驳说如果他不是法国，那为什么还跟他讨论问题呢？丘吉尔解释说这一切都写在纸上：戴高乐将军不是法国，而是“战斗法国”。戴高乐又坚持说他是以法国的名义行事，他是和英国并肩作战，而不是“替”英国作战。他代表法国说话，他要对法国负责。他还说，他的态度代表着法国人民的态度，他们相信他代表法国讲话，只有当他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支持他。
最后，会谈不了了之，英国人依旧怒气冲冲。丘吉尔对艾登说，“我为这个人感到遗憾，他是个大傻瓜。”艾登后来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无礼的举动。”结果在伦敦的“战斗法国”与非洲“战斗法国”之间，黎凡特与太平洋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情报援助也取消了，英国不想继续帮助戴高乐。
这一次双方的冲突几乎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丘吉尔知道罗斯福会高兴，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戴高乐不得不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辞职，当然未能通过。德让迫于压力而辞职，在勒内·马西里从法国赶来之前由普莱文临时负责外事。
双方的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但和前一年有细微的不同。英国通过其情报渠道得知收听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听众，从1941年9月到1942年9月增加30倍。这一数字证明有350万到400万人在不顾危险非法收听伦敦的广播。这是个可怕的武器。
还有抵抗组织。英国人渐渐明白戴高乐也是抵抗组织的靠山。穆兰的努力结出了硕果。10月，在伦敦由戴高乐主持召开了抵抗组织领导人会议。
会议从10月3日持续到10月15日。到会的有代表
战争”组织的弗勒奈和“解放”组织的埃马纽埃尔·达斯捷·德拉维格利。伦敦方面有安德烈·菲利普，帕西和皮埃尔·布罗索莱特，后来戴高乐也参加了。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穆兰的地位及秘密军队的未来领导权问题。
几轮会议之后，“战斗法国”确立了对法国国内抵抗组织的支配地位。会议还确定了穆兰的领导权，任命德莱斯特兰将军，一位戴高乐战前的老朋友，为秘密部队的司令，所有抵抗组织都应团结在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周围。会议授权穆兰继续组建一个抵抗组织的国家委员会。戴高乐后来写道：“当然，我们要让华盛顿和伦敦知道我们从法国听到了什么消息。”不久，他与两个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戴高乐又说：
根据以往的经验，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和平的信使又是德斯蒙德·莫顿。10月30日，丘吉尔派他到卡尔顿花园。替他找了一个“战斗法国”的潜水艇一天前在挪威海岸击沉了两艘敌舰，特来向戴高乐表示祝贺的借口。戴高乐反过来又祝贺英国在埃尔阿拉梅恩取得的成功。莫顿谈到关系疏远的事并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得以改善。危机过去了，戴高乐很高兴。11月6日，马达加斯加停战的次日，戴高乐同意和英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任命勒让蒂罗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并马上前往接管马达加斯加岛。戴高乐写道，艾登“满口甜言蜜语”。这时，代号“火炬”的北非登陆计划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按照罗斯福的旨意，戴高乐被排斥在“火炬”计划之外。总统把“火炬”计划看成是对他的维希政策的检验。他认为法国人不可能有抵抗行动，但会欢迎盟国入侵，只要它是由美国人发起的行动就可以。他们不相信英国人是因为英国人与戴高乐将军联系在一起。
为使这次北非登陆看上去是解放而不是入侵，美国国务院授权其驻阿尔及尔总领事，默菲负责寻找一位支持“火炬”计划的地位合适的法国领导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戴高乐当然被排除在外。即使默菲看中他，罗斯福也根本不会要他。问过魏刚，他不但一口拒绝，还把这事向贝当作了汇报。贝当召来美国驻维希大使威廉·莱希，告诉他法国领土不容任何国家入侵，包括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