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军营的乐趣，公爵先生。”值勤的校官说。
他们驰到对面山上。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法国军队。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
“那边是我们的炮垒，”校官指着最高的制高点，说，“就是那个不穿靴子的怪人指挥的炮垒。从那儿什么都望得见，咱们去吧，公爵。”
“多谢您啦，现在我一个人走走，”安德烈公爵想摆脱这个校官，说，“不必客气，您请便吧。”
校官落到后面了，安德烈公爵独自往前走去。
他越往前走，离敌人越近，我军的阵容就越整齐，气氛也越愉快。最混乱、最低沉的是赴茨奈姆的辎重队，也就是早晨安德烈公爵路过的、离法国军队十俄里的地方。在格伦特也可以看出慌乱和恐惧的迹象。安德烈公爵越走近法国军队的散兵线，我军就越显得有信心。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士兵列队站在那里，司务长和连长查点人数，伸出一个指头戳着每班最后一个士兵的胸脯，命令他举起手来。到处有士兵把柴禾和树枝拖来搭窝棚，欢快地谈笑着。围着篝火坐着的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光着膀子，他们在烘烤衬衣和包脚布，或者修补靴子和大衣。在饭锅和炊事员那里围着许多人。有一个连队已经做好饭了，士兵们用贪馋的目光望着冒蒸气的锅，等待管理员用木碗盛食物样品递给军官检验，那个军官在他的棚子对面一根木头上坐着。
在一个比较幸运的连队里（不是大家都有伏特加酒），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宽肩、麻脸的司务长站在那儿，司务长倾斜着小桶，朝顺序递过来的军用水壶盖子里倒酒。士兵们带着虔诚的表情把壶盖送到嘴边，兜底儿倒进嘴里，然后用大衣袖子擦擦嘴唇，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司务长。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这么平静，就好像眼前的一切不是发生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不是发生在至少要倒下一半人的战役前夕，而好像是在祖国某地等待着平安的驻防。安德烈公爵驰过猎骑兵团，在基辅掷弹兵队伍中间——这些掷弹兵个个都是雄赳赳的好汉，他们也在干些日常和平的劳动，在离一间高大的、跟其他的棚子不同的团长的棚子不远的地方，迎面碰见一排列队的掷弹兵，队前躺着一个赤膊的人。两个士兵按住他，另外两个士兵挥起柔软的树枝，朝着赤裸裸的背脊有节奏地抽打着。挨打的人怪声嚎叫着。一个肥胖的少校在队列前来回走动，不理会那嚎叫声，不停地说：
“士兵偷窃是可耻的，士兵应当正直、高尚、勇敢。如果偷自己弟兄的东西，那他就人格扫地，他就是坏蛋。再打，再打！”
不断传来软鞭子的抽打声和假装的拼命的嚎叫声。
“再打，再打。”少校说。
那个年轻军官露出莫名其妙和痛苦的表情，用疑问的目光望着骑马走过的副官，离开了挨打的人。
安德烈公爵来到前沿，沿着阵地走下去。左右两翼，敌我双方的散兵线相距很远，可是中央，就是当天早晨军使走过的地方，双方的散兵线离得那么近，彼此可以看见对方的脸，甚至可以交谈。除了据守这一带散兵线的士兵，两边都聚着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一面嘲笑，一面观看他们觉得古怪而陌生的敌人。
从大清早起，虽然严禁走近散兵线，但是长官们赶不走看热闹的人。据守散兵线的士兵，像一些展示什么稀罕物件的人似的，已经不再去看法国人了，反而去观看前来看热闹的人，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交班的时刻。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法国人。
“你瞧，你瞧。”有一个士兵指着一个俄国火枪手对同伴说。那个火枪手和一名军官来到散兵线，正跟一个法国掷弹兵流畅地、激动地谈话。“你瞧，他说得多流利！连法国人都赶他不上。你也来一句，西多罗夫！”
“别急，听一听。哦，好流利！”那个被认为擅长法语的西多罗夫答道。
两个谈笑的人所指的那个士兵，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出他来，细听他在说什么。多洛霍夫是随同他的连长从团队的防地左翼来到散兵线的。
“说下去，说下去！”连长激励他说，向前探着身子，极力不漏掉他听不懂的每一个字，“请再说快些。他在说什么？”
多洛霍夫没有回答连长，他正全神贯注地跟一个法国掷弹兵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谈的当然是那次战役。这个法国兵把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弄混了，说那次战役是俄国人投降了，并且从乌尔姆逃跑了，而多洛霍夫说俄国人不但没有投降，而且把法国人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