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当时那些狂热的人们那么说，而且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狡猾、好色，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老官僚；俄国人说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是一个傀儡，有点用处也不过凭他有个俄国人的姓名而已……[3]
五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人们毫不隐讳地指责库图佐夫，说他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意。不久前奉上谕撰写的历史，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怕拿破仑皇帝，由于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错误，以致使俄国军队失掉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4]
这样的命运，不是那种不为俄国知识界承认的伟大人物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的人们的命运，这种人不常见，而且总是孤独的。群众用憎恨和蔑视惩罚这种人，因为他们对最高法则大彻大悟。
拿破仑，这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傀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期间也没表现出人类尊严的人，可是在俄国史学家看来（说来令人奇怪而且可怕），却是一个值得赞赏和令人欢喜的人物；他伟大。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他开始活动到最后，从波罗金诺到维尔纳，他一言一行从未违反初衷，始终是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自我牺牲、对历史事件在今天和明天的意义有所认识的典范，——就是这么一个库图佐夫，在有的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一提起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就觉得害羞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目标始终如一。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可贵、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目标。像库图佐夫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八一二年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全力以赴，而终于完全达到那个目标，在历史上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更难了。库图佐夫从来不说他“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5]”，不说他为祖国献出的牺牲，不说他要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情，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和漂亮的女人交际，和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开玩笑，从来不给那些要向他证明某件事情的人钉子碰。拉斯托普钦伯爵骑马跑到雅乌兹桥头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毁灭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不经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阿拉克契耶夫从皇帝那儿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的，我刚才也这么说来的。”虽然他在一分钟之前说过完全相反的话。在周围一群糊涂虫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理解当时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自己或者归咎于他，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来当炮兵司令，对他更无所谓了。
不仅在这些场合这个老人这么说，而且，生活经验使他坚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的动力，他总是想到什么就脱口说出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全部活动中，没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目的不相符的话。显然，他怀着不为人谅解的沉重心情，不自觉地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自波罗金诺战役开始，他就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波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直到老死，他在口头上，在报告和呈文中都是这么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顿提出讲和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国人退却时，只有他一个人说，我军一切机动都不必要，一切听其自然，比我们希望要完成的还要好，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不必要，到达边境时应当保存一点实力，他说，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人描写为讨好皇帝而向阿拉克契耶夫撒谎的宫廷宠臣，——只有他这么一个宫廷宠臣在维尔纳曾说过，打出国门以外有害无益，因此惹得皇帝不悦。
仅仅语言还证明不了他当时对事件意义的理解。他的行动始终不变地朝着一个目标，从来不曾有丝毫的偏离，这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竭尽全力打法国人，二、打败他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