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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303)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在我们这些后代人看来,——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探索过程,因而能以清醒的常识头脑来观察,——事件的原因是多得不可胜计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原因时越是深入,我们就越是发现,每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我们都觉得同样是正确的,但同大规模的事件比较起来,就其微不足道来说,又同样是错误的,就其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他的军队撤回维斯杜拉河左岸以及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很多人,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家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恼怒,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亚历山大没有受辱的感觉,俄国没有专制政体,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接着而来的专政和帝制,还有引起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就没有那次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由此可见,这一切原因——千万个原因——遇到一起,于是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说,并没有哪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哪个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只不过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罢了。几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理智的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屠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仿佛系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句话,其实他们的行动如同每个以抽签或者以征募的方式去出征的士兵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他们好像是决定事件的人们)的意志之所以能够实现,必须有无数的、缺一不可的情况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从事射击、运输给养、枪炮的士兵们,同意执行那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而且受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的驱使,使得他们不得不那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以全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动;但是他一旦做出来,那么,这在某一个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中是不自由的,而是早已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私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守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桩完成的行为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和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一个时间内汇合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联系的人越多,那么,他对别人就越有支配权,他的每一行为的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把国王每时每刻的生活都用来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虽然比任何时候似乎更有权来决定流还是不流自己人民的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其实他比任何时候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被迫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完成那必须完成的事(而他却觉得他的行动是随心所欲)。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出发进行互相屠杀了。为这次进军和战争做准备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按照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都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并且正好同那次事件相配合,那些原因是:对违反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事件;向普鲁士进军(拿破仑以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得到武力的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他的臣民和他有共同的脾性,以及他对盛大堂皇的准备工作的爱好;用在准备工作上的开支;必须取得利益以补偿这笔开支的需要;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以为是诚意求和而结果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促使事件的发生并同事件巧合的等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