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所谓。”
“嗯，那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林荫道拐角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就站在她面前。
“我看她是幸福的，”他重复了一遍，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安娜是否幸福的怀疑也就更深了。“但是这种情况能这样继续下去吗？我们做得好不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命运已经决定，”他从俄语改用法语说，“我们已终身结合在一起。我们是由神圣的爱情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我们还会有孩子。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而她现在在经历过种种痛苦和考验后想要静静心，所以看不到，也不想看到这些问题。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能不看到。我的女儿按法律竟然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我不需要这种骗局！”他使劲做了个否定的手势说，并用忧郁的目光询问地望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他继续说：
“要是明天生下个儿子，我的儿子，按法律他得姓卡列宁，他既不是我姓氏的继承人，也不是我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无论我们在家庭中感到多么幸福，无论我们有多少个孩子，我和他们之间仍然没有关系。他们是卡列宁家的人。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难堪和可怕！我试过同安娜谈这件事，可是她很生气。她不理解，我也无法对她说出所有心里话。现在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为拥有她的爱而感到幸福，但我应当有自己的事业。我找到了这一事业，为这一事业而感到骄傲，并认为它比在宫廷里当差和在军队里服役时的老同事们干的事情更高尚。毫无疑问，我绝不会用我的事业去换取他们的事业了。我在这里干得很称心，我感到幸福，满意，我们不必为幸福而企求任何东西了。我喜欢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相反……”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发现，他说到这里思路就乱了，所以她也听不懂这段插叙的意思，但她感觉得到：既然开始谈到他不能同安娜谈的那些心事，那么他现在会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他在农村的事业如同他与安娜的关系，也是他的一块心病。
“那么，我就再说下去，”他定了定神说，“主要的一点是，工作时必须坚信，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一起消亡，我会有继承人，而我却没有这种信念。您想想看，一个人预先知道，他和他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将都不是他的孩子，而是某个憎恨他们、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人的，他的处境有多么难堪。这实在太可怕了！”
他不再说了，显然是太激动了。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理解。不过，安娜又能怎么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
“对了，这就是我要谈的正题，”他竭力控制住情绪说，“安娜是可以做的，这件事就取决于她……就算是为了求皇上恩准我立嗣，也必须先离婚才行。这事就取决于安娜。她丈夫同意过离婚，当时您丈夫把这件事完全安排好了。我知道他现在也不会拒绝离婚。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初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假如她表明这一愿望，他是不会拒绝的。当然，”他阴沉着脸说，“只有那些没良心的人才干得出这种假仁假义的残酷勾当。他知道，有关他的任何回忆都会使她感到极其痛苦，而且他了解她的性格，却偏要她写信。我知道她很痛苦。然而，这样做太必要了，因此必须克制这些细微的伤感情绪。这事涉及安娜及其孩子们的幸福和命运。我自己就不谈了，尽管我也很痛苦，非常痛苦，”他说，似乎用痛苦的表情在威胁某个人。“正因为这样，公爵夫人，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顾廉耻地抓住您不放。帮我说服她，给他写信要求离婚！”
“是的，理当如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清晰地回想起自己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理当如此。”想起安娜，她又果断地重复了一遍。
“请您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吧！我不愿意，并且几乎也无法同她谈这件事。”
“好吧，我会同她谈的。可是她自己怎么不考虑这件事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同时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安娜爱把眼睛眯起来这个古怪的新习惯。她想起来了，安娜正是在触及内心生活时才把眼睛眯起来。“她好像对自己的生活眯缝着眼睛，免得一览无遗，”多莉心里想，“一定要谈，为了自己，也为了她，我会同她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这样回答他的一脸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