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他，我和他是好朋友，”斯维亚日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说，“但是，对不起，他有一点怪癖，比如，他肯定地说，地方自治局和调解法院全都是多余的，所以他都不愿加入。”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漠，”渥伦斯基说，同时把玻璃瓶中的冰水倒进高脚玻璃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权利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职责，所以就否定这些职责。”
“我还没遇到过比他更忠于职责的人。”被渥伦斯基这种高人一等的口气所激怒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我呢，恰恰相反，”显然不知为什么已被这次谈话触痛要害的渥伦斯基继续说，“我呢，恰恰相反，正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非常感谢大家赐予我的那份荣誉，正是多亏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指了指斯维亚日斯基），我才被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认为，对我来说，去开会和讨论农民争马的案子——这一职责同我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我被选为地方自治会议员，我将把它看做一个荣誉。我只能以此来报答我作为一个地主所享受到的那些好处。可惜人们并不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所应当具有的那种作用。”
听他如此平静地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论证自己正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奇怪。她想起，持相反看法的列文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对自己的见解同样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她喜欢列文，所以就站在他这一边。
“这么说来，伯爵，我们能指望您，指望您出席下一次大会啰？”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必须早一点去，要在八点以前赶到那儿。您会赏光到我家做客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的妹夫的看法，”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她脸带微笑补充说，“我担心，最近我们的社会职责太多了。像以前那样，官吏多得很，任何一件事都需有一位官吏到场，现在什么事都要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列克谢在这里只待了六个月，好像已经是五六个不同社会机构的成员了——又是监督官，又是调解法官，又是议员，又是陪审员，还是管马的什么委员。由于这种生活方式，所有的时间都要花上去了。我担心，这种事情那么多，恐怕是流于形式罢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您兼了多少职务？”她问斯维亚日斯基，“好像有二十多个吧？”
安娜说的是玩笑话，但是从口气里可以听出她已经生气了。正在仔细观察安娜和渥伦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即就发觉了这一点。她还发现，谈到这个话题时，渥伦斯基的脸上立即就露出了严肃而又固执的表情。接着，多莉又发现，为了改变话题，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立即匆忙地谈起了彼得堡的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想起渥伦斯基在花园里不合时宜地谈论他的工作情况时，她顿时明白，安娜与渥伦斯基之间有过一场不好公开的争吵是同社会工作这个问题有关的。
宴会、酒、餐具——一切都非常精美，但是这一切都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她已疏于应付的那种宴会和舞会上所见过的情形一模一样，毫无特色，气氛紧张；因此，在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在这个小范围的交际场合，这一切就给她造成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草地网球[15]。打球的人分成两组，分别站在一张用两根镀金柱子支着的绷紧的网的两边，站在平整坚实的槌球场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来也想试试，但是久久无法弄懂比赛规则，等到弄懂了，她已经累得只好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一起坐下来看人家打球了。她的搭档图什克维奇也退下场；其余的人继续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渥伦斯基两个人都打得很好，并且打得很认真。他们机警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急不慢、灵巧地跑到球跟前，等到球弹起来就用球拍稳当而又准确地把它击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太急躁，但是他那股子高兴劲使打球的人都受到了鼓舞。他的笑声和喊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像其他男人一样，在征得女士们的许可后，脱掉了常礼服，他那裹在白色长袖衬衫里的魁梧英俊的身躯、满是汗水的绯红脸膛，以及急遽的动作深深地印入大家的脑海中。
这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躺下睡觉时，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在槌球场上来回奔跑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