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理解，”列文从干草铺上坐起来说，“你对这些人怎么不厌恶。我知道配有拉斐特酒的早饭很可口，但是难道你对这种奢侈就不感到厌恶吗？这些人全像我们以前的包税人，他们拼命搜刮钱财，招来人们蔑视，但他们置这种蔑视于不顾，过后却又用无耻搜刮来的钱财去赎买人心。”
“完全正确！”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随声附和说，“完全正确！当然，奥勃朗斯基是出于善意，别人却会说：‘奥勃朗斯基也常去’……”
“完全不对，”列文听到奥勃朗斯基这样说，说这话时还在笑，“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比其他富商和贵族更无耻。这两种人同样靠劳动和智慧积攒钱财。”
“对，然而靠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搞租让合同、搞倒卖也算是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这种劳动的意义就在于，假如没有这种劳动和其他类似的劳动，那就不会有铁路了。”
“但这种劳动并不是农民或学者的那种劳动。”
“就算不是吧，但是这种劳动的意义在于它会产生结果——铁路。不过，你本来就认为铁路无用。”
“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愿意承认铁路有用。但是，凡是与规定的劳动不相符的收入都是不正当的。”
“可是由谁来确定相符与否呢？”
“通过不正当途径，通过投机取巧所得到的收入，”列文说，同时觉得自己无法明确划定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界线，“例如私营银号的收入，”他继续说，“这就是罪恶。不劳动就获得大量的财富，这就如同包税制时的情况，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刚刚消灭包税制，就出现了铁路、银行，也是不劳而获。”
“对，这些看法也许全都是对的，也是很敏锐的……躺着，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和乱翻干草的猎狗大喝了一声，他显然对自己论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继续说。“但是你并没有确定正当劳动与不正当劳动之间的界线。我的科长比我更精通业务，可是我得到的薪俸却比他多，这不正当吧？”
“我不知道。”
“嗯，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你凭你在经营农业时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一笔额外收入，就算是五千卢布吧，而我们这位种田的主人无论怎样卖力地干活，他的收入绝不会超过五十卢布，这的确就像我的收入比科长多，马尔图斯的收入比铁路工匠多一样，也是不正当的。相反，我倒是看到社会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理由的敌视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忌妒心……”
“不对，这话说得不对，”维斯洛夫斯基说，“这里不可能有忌妒心，倒是有某种不正当的现象存在。”
“不，对不起，”列文继续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只得到五十卢布，这种情况不合理，这话正确。这是不合理，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
“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我们吃吃喝喝，打打猎，什么事也不做，而他却没完没了地干活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坦诚。
“是的，你是意识到的，但是你不会把自己的财产送给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好像故意要惹列文发火。
近来，两位连襟之间形成了一种似乎是隐秘的对立：似乎自从他们娶了两姐妹以后，他们就展开了一场竞争，比比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这种对立情绪也在这场开始具有个人色彩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我不送，是因为谁也没有要我这样做，再说，即使我愿意，我也没法送，”列文回答，“因为无人可送。”
“送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
“对，可是我怎样送给他呢？与他一起去签房地产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确信你没有权利……”
“我根本就不相信。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把财产送给别人，我有义务对土地、对家庭负责。”
“不，对不起；既然你认为这一不平等现象是不合理的，那么你干吗不采取行动……”
“我是在采取行动，不过是消极的行动，那就是我不会设法去扩大我和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地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