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已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分老一点的，如曾孟朴[2]、鲁迅、蔡孑民、马君武[3]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4]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5]、蒋光慈[6]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7]、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8]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香港《皇岛日报·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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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振铎（1898—1958），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训诂家。
[2] 曾孟朴（1872—1935），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
[3] 马君武（1881—1940），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4] 张季鸾（1888—1941），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曾任《大公报》总编辑。
[5] 滕固（1901—1941），美术理论家，钱钟书好友，著有《中国美术小史》。
[6] 蒋光慈（1901—1931），作家，民国十六年与阿英、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掀起和鲁迅的笔战。
[7]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
[8] 应指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ois—Marie Arouet）。
回忆鲁迅
序
鲁迅已故的时候，我正漂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挚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