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西洋画，本来也是门外汉，国际的大作，绝没有观摩的机会，至于自家来买来藏呢，更加谈不上了。一知半解的一点对于洋画的知识，大半还是初学英文，读拉斯金[1]的那几部巨著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些渣滓。只记得当时读到他赞美Turner[2]的时候，也曾经滴下过同情的眼泪。但当我那时候见到了悲鸿先生的几张画后，我就感到了他的笔触的沉着，色调的谐和，与夫轮廓的匀称，是我们的同时代的有许多画家所不及的。这时候，上海原也有许多以西洋画而成名的画家在那里。
其后，人事匆匆，我也因避嫌疑而东逃西躲，一直到了这一次抗战事起，而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政治部里，又与十余年前的许多老友遇见了，有许多是剧人，有许多是画家。从叶浅予[3]、倪贻德[4]的几位先生的口里，我才听到了悲鸿先生的也将由广西而来武汉的消息。
但是到武汉不久，就有了专往各区战线视察之命，我在武汉住下的日子，名义上虽则有九个月，但实际算起来，恐怕只有三四十天的样子；所以在去年，本是可以与悲鸿先生见一次面的，但结果，却终失之交臂，直到今年到了海外，才有了这重叙十年多久别的机会。
悲鸿先生，在这十多年中间的行动与成绩，已在履历里简单叙述过了；我只想说一说他这一回的来星洲，是系去印度应诗人泰戈儿之招的路过。老诗人泰戈儿的如何同情于我们中国的这一次抗战，就在他答日本一军阀走狗诗人的野口米次郎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招悲鸿先生的去印度开展览会，亦是他的这一点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义愤心的证明。
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很有效用地，用上这些地方去。
十多年不见，悲鸿先生的丰采，还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颜面上多了几条线纹；但精神焕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气概，还依旧和往年一样。
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大画师共垂宇宙，他的成绩也最具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必要的奖誉和夸张，我在这里想一概地略去；只提一提，他的国画，是如何的生动与逼真，画后的思想，又如何的深沉而有力，我想也就够了。
他的中西画的作品，将于本月内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展览，像《田横五百士图》，像《此去》，像《徯我后》等，都是气魄雄伟，没有人看了不会赞赏的逸品。我们于在这里介绍之余，更希望有巨眼的识者，于参观展览会后，再赐以鸿文，指出悲鸿先生的画品的伟大。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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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拉斯金（1819—1900），因《现代画家》一书而成名，书中他高度赞扬了威廉·特纳的绘画创作。
[2]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1775—1851），英国最为著名，技艺最为精湛的艺术家之一。
[3] 叶浅予（1907—1995），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
[4] 倪贻德（1901—1970），“创造社”成员。
刘海粟教授
刘海粟教授，这次自荷印应南侨筹赈总会之聘，来马来亚[1]作筹赈的画展，一切经过情形，以及关于海粟教授过去在国际，在祖国的声誉和功绩等，已在各报副刊及新闻栏登载过多次，想早为读者诸君所洞悉。此地可以不必赘说。但因我和刘教授订交二十余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简述数言，以志景慕。
刘教授于一八九六（光绪丙申）年二月初三，生于江苏武进；父刘家凤，系著名乡绅，母洪氏，实亮吉洪稚存[2]先生之女孙。教授幼年，就喜欢书画，读书绳正书院，天才卓绝，与平常人不同。年十三，母洪氏去世，教授于悲痛之余，就只身走上海，誓与同志等献身艺术，好从艺术方面，来改革社会。
辛亥革命那年，教授才十六岁，于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之后，便与同志等创设上海美术学校。国人之对西洋艺术，渐加以认识，对于我国固有艺术，有力地加以光大与发扬，实皆不得不归功于教授之此举。
教授二十岁时，开个展于上海。陈列人体速写多幅，当时我国风气未开，许多卫道之士，就斥为异端者，而比之于洪水猛兽。“艺术叛徒”之名，自此时起，而郭沫若氏之题此四字相赠，半亦在笑社会之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