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着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着头哈着腰笑着。
“你有什么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着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着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后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而且后来被人排挤，终于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后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着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着答应着，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着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复晓谕。佃户们终于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后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着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着，后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着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后，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