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狼”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香也走过来，踮着脚站在人背后张望着，一只手臂围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情的嗬！”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幺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幺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幺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塬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塬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叁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幺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幺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幺些天吃这幺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