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宝这一喜却真乃喜到极处，连忙回房喊阿巧梳头，只见母亲洪氏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这人哪会有错！这时候不是来请我们了？”二宝道：“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说起。”洪氏连连点头。
阿巧又在楼下喊声“二小姐”，报道：“秀英小姐来道喜。”二宝诧道：“谁去给的信？比电报还要快！”
二宝正要迎接，只见张秀英已在面前。二宝含笑让坐。秀英忽问道：“你穿好了衣裳，可是去坐马车？”二宝道：“不是；史三公子请我们去呀。”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二宝一想，似乎史三公子真个已死。正要盘问管家，只见那七八个管家变作鬼怪，前来摆扑。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
（全文完）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
当然他是对的。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不过写不出——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像流行歌偶有个喜欢的调子，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旧诗的深广可想而知。词的世界就仿佛较小，较窒息。
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
《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在现在看来，纯粹作为小说，那还是金圣叹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因为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不太认真的自骗自，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当真受招安征方腊，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因此《水浒传》是历经金、元两朝长期沦陷的时代累积而成的巨著，后部有built-in（与蓝图俱来的）毛病。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为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构内，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远不如前。
中共的《文汇》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闳的《杂谈金瓶梅词话》，把重心放在当时的官商勾结上。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像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但是夏文分析应伯爵生子一节很有独到处。西门庆刚死了儿子，应伯爵倒为了生儿子的花费来借钱，正触着痛疮，只好极力形容丑化小户人家添丁的苦处，才不犯忌。我看过那么些遍都没看出这一层，也可见这部书精彩场面之多与含蓄。书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过不是少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钉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