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严肃地看着他。显然王伦觉得苦恼；并显然，由於他底爱国的热情，他要使他所尊敬的这些人懂得中国底光明的前途。他认为中国底希望是在懂得欧美的年轻人身上，但这些年轻人要善於利用本国底富裕的阶层和虽然过了时，却仍然有着实力的人们。
「我觉得我们要信仰政府，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不够，要学习，」他谦逊地、甜蜜地说，欠着腰，抚弄着细致的手指，愉快而有力地注视着大家，「一个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事情，你们底工作和责任，我们要负起来，我们要学！」他看着王定和，他活泼地笑着盼顾：「我希望将来出国，无非是到各国去看看，看看工业，交通－－至於说想做大事，那是不致於的，绝不致於的，这一层我和秀菊说过！」他站了起来，快乐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她在剪纸头：「其实呢，不过混混而已，政府自然会办事情，我们混混而已，」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去，甜蜜地看着大家。他竭力说明他只是想混混而已。「你出国，秀菊也去吗？」傅蒲生问。
「这样计划！她自己也要去训练训练！」王伦自信地说。「啊！」傅蒲生说，显然无话可说，沉默了。
王定和冷淡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
「我说女孩子家总要恋爱的，一定的！」傅蒲生忽然生动地说，同时做了一个准备挨打的姿势。显然他仍然为他底女儿苦恼，显然他希望弥补他底弱点，「比方我们秀菊，现在不同了吧！」
「瞎说！」蒋秀菊说，笑着推开剪刀。「我－－我在想二哥，他对我们多麽不近人情啊！弟弟呢，明明晓得我们来了，却跑到乡下去了，人不来，信也不来一封！你想想，这个仗要打多久啊，万恶的日本人！」她怨恨地，含着一种柔媚，说；羞怯地意识到她是主人。
最初，人们是流浪着，好像木片和枝叶在激流中漂浮；随後人们安定下来了，好像激流退去，木片和枝叶被搁置在潮湿的泥土上，开始的时候有些眩晕、朦胧、闪烁，不了解，後来就熟悉、固着、重新变得僵硬。整个被激流浸透，继承着这个激流的那些年轻的人们，急剧地在各处流窜、冲击、突破，他们渴望，并寻觅海洋。在激流上漂浮了一下的，在能够思索的时候，便感到了危险，怀着嫉恨和惧怕，着手在地面上寻找永久的生活了。他们已经感到这个永久的生活了，那是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一面有为家庭儿女的永劫的劳苦，一面有「世纪末」的无限荒淫；第三方面有那种叫做民族的，文化的良心的东西，它底从痛苦中发出的各样防御和各样的道德企图；这三种东西表现了一个世界，表现了它底挣扎、自私、和防御，在这下面有着无数的人民，他们更沉默了；他们赤裸着，好像是无道德、粗野、昏沉、顽强；他们在各处繁殖着，造成了对於智识阶级是可怕的印象。那些青年们在这中间冲击着，他们问自己：属於谁？怎样做？未来是什麽？对於这些问题，这个时代的理论的解答是鲜明的，但他们自己用各样的方式去解答。
安定下来，蒋少祖便开始仔细地检讨过去了。他已经推翻了以前的一些热情和想法，他从根本的地方做起；他问自己：什麽是这个生活了五千年的伟大的民族底基础和力量？他觉得，到了这里，他已经临到了他底生涯的最後的阶段了，这个问题，是最後的问题。但生活很阴沉，他是懒惰的，并且有些苟且，他想这个问题：足足地想了两年。像一般的文人一样，他称这两年为孕育时期。直到最後，他觉得已经孕育得成熟了，於是动手着一部大书；在这懒惰苟且的两年里，这部书闪闪烁烁地形成了；其实它底结论早就形成了，只在着书的时候，他才开始思索。同时他明白了这两年的懒惰，他有点嘲讽的慰藉和温情。
对於蒋少祖，他底圈子里面的人事的纠纷和对内对外的零零碎碎的争吵成了第一义的东西。思想成了第二义的东西。每当有不安的时候，他就想应该多多地考虑。时间过去了，他什麽也没有考虑。在懒惰中他有身世感慨和无限的温情慰藉，他觉得他和他底祖先相对：这就是他底那个严重的问题底结论了。
一九三九年他被发展为参政员。参政员的争吵费去了他底大部分时间。他搬到乡下来，觅到了很舒适的居所，在一个大学里教了一学期书；然後，和学校当局争吵，辞去了教书的职务。他和政府底来往密切了起来。有人授意他写三部书，主要的因为懒惰的缘故，他只写成了一本。最初，他每个星期都进城，後来他便任性地懒惰下来了。汪精卫底出奔等等使他底思想起了变化。他想，他，蒋少祖，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去争权夺利，或为别人底争权夺利兴奋；只有浅薄的年轻人，才会把别人底争权夺利当做未来的光明。他觉得，目睹了二十年来的中国，他底心已经变冷了：这种意识给予了无限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