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琳郑重其事，写了个稿子，先请彦成听她念一遍，再给帮助她的小组看。
彦成听了她的开头：“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麽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
彦成咬着嘴唇忍笑。
丽琳生气说：“笑什麽？这是真心话。”
“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朱千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麽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
“那麽，我该怎麽说呢？”
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麽说。大家都这麽说，不能独出心裁。”
“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
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
“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麽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
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
“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
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
“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简直没什麽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
“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麽『投奔光明』。”
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竭诚相见。”
“好呀，说下去。”
丽琳看着彦成，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
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
丽琳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最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彦成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
“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
“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麽说的吗？”
丽琳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她把稿子扔给彦成。“稿子上怎麽说，你自己看吧。”
彦成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麽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
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
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麽话。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
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