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