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们到这旅馆来的是一个小官员。我问过看守，他们说是王科长，在中央党部调查科做事，但不是调查科的科长；调查科的科长叫徐恩曾。但调查科又是一个什么机关，是干什么的，以我当时的窄狭的社会知识，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只懂得他们在这里关着我，管着我，这里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头一家旅馆，我就向看守提出来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到第二家旅馆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们推托说这要问上边，他们无权处理。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在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捱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挨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他顺路来看看、聊聊，还说在北京时同胡也频很熟。真会说谎！他好像真的是路过这里，很自然地听说我在这里，就随便进来看望“老熟人”。难道我真会相信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旅馆？我是一个可以让熟人随便来看望、随意说说闲话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同也频熟是假话，也频的熟人，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来要谈什么，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敞开门说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只连声说：“是顺便来看看，是看看你……”大约他看出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够，便没有再谈什么，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了。
四、去雨花台吗？
又过了一两天吧，来了一个大高个子，看来像是负点责任的。他一见面就笑着说，像是问话，又像是自语：“来了几天了？”我“唔”了一声，心想：“真是废话！”我说：“你不比我还清楚吗！”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问：“生活还好吗？”我生气了：“有什么好！现在是在吃官司！”他让我坐，自己也坐下来，接着说：“不要这样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气，他在说鬼话。我一点也没有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气悻悻地说：“什么？你们现在能让我出去吗？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那为什么不公开逮捕、不送法院，不公开审讯？！简直是土匪，绑票！”他不声辩，只是笑笑说：“冷静一点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走了。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