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一个娘姨走进来把马桶拿出去倒了。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还是不能避开人大小便。不一会儿，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饭搬了进来，于是团团围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个人以外，还有那个娘姨、那个厨子。可是饭呢，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有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早饭后，那位王科长来打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后来我问冯达，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这意思开始我不明白，觉得含糊，后来我理解出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厅、甬道、烛光、空院、“音杀”机关等等的诡秘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来打听我的反应，我的神经经受得住吗？他们还问冯达，我有没有可能答应写一个自首书登报。冯达答复他们说，没有可能，丁玲不会答应。冯达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为不过就是为的这个！”这样，我倒放心些了。
不过，这样的把戏还得继续耍弄下去。有时候，忽然一个或两个看守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麻绳，好像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不过东望望西望望，然后又走了。有时，我忽然发现在那小墙门后边放了两把铁锹，他们谈话中又故意露出一点消息，影影绰绰地说晚上要干掉什么人什么人……总之，就是要使你心惊胆战，时时都感到会发生突然事故。我的确担心过，等着他们动手，但有时又觉得可笑。他们到底要干啥呢？要干又不干！不过有时我很心寒。特别是每当夜晚，孤寂的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我独自倚门望着这荒凉的到处长着一层绿苔的庭院，凉风微微掠过我的长发，我会凄然地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
六、徐恩曾的出现
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么防范和那么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有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