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芙蓉镇收缴冬笋後的当夜，由王秋赦亲自出马，把所获一百多斤珍贵的冬笋分装两只麻袋，用一辆自行车绑了，赶五、六十里夜路送进县城，交在杨民高书记的小厨房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杨民高书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了，皱着眉头把王秋赦批评了一顿：尊敬领导，爱护上级，不要来这一套嘛。奉送农副产品，是不正之风嘛，庸俗嘛。反对法权，负责干部尤其不要搞特殊化嘛。杨民高书记还把两麻袋冬笋提到路线觉悟、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并当即亲自和王秋赦抬扁担过了秤，按供销部门的收购价格算了账，只是没有立即付款。王秋赦心都凉了半截，只怨李国香的内线情报提供得不确切。杨民高书记的批评，他一直听到“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今後注意注意”，才觉察到事情有了转机。接着下来，杨书记亲自陪他吃了早饭。早饭当然只是富强粉馒头、豆浆、皮蛋、臭豆腐乳、一小碟白糖，简简单单。席间杨民高书记还关切地问了问王秋赦的工作、生活上有没有什麽困难等等。当然，有关“笋壳党』』的传闻，王秋赦是被谣言所中伤，杨民高同志则是受了蒙蔽，只字不知。他只晓得冬笋长在竹山里，山里社员用锄头一棵一棵从土里刨出来的，而且对春竹的生长还很有些影响呢。
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於”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墟的人鱼龙混杂，什麽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於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地根深蒂固啊。後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设置为小於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麽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日後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娘卖乖，这麽讲，秦书田右派改正，胡玉音改变成分，供销社主任复职，税务所所长平反－－还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哪！带出来这麽一大串。十几、二十几年来山镇上谁没有错？就只那个『北方大兵』谷燕山好像没大错。但若不是十几年来这麽斗来斗去，自己能斗到今天这个职务？还不是个鸡狗不如的『吊脚楼主』？要一分为二哪，要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