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後，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於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後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於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麽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後革命还有什麽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後农村工作怎麽搞？怎麽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麽？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於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麽？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於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於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後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覆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於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於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於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麽有时大气磅礡、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麽？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