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精厂的一年之中，数冬天最惨。这里的树木平时都是病快快的，到了冬天则迫不及待地枯死，好像是受不了这个地方，情愿自杀。这季节跑到厂里一看，草木凋敝，万马齐喑，地上的泥土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的还结着一层盐霜。窨井里的废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这季节最惨的就是上三班的工人，其中尤以糖精车间为甚。甲醛车间尚且有一个密封操作室，电子程控，还有摄像机监控反应釜内部运转。糖精车间却是又破又烂，完全靠人工操作，如果想监控，只能把脑袋伸进反应釜的洞口里去看。我每天都要伸进去看几次，起初觉得很梦幻，如临岩浆，近似一部科幻电影，但看多了就觉得恐怖，而且那洞口太小，经常把我的下巴卡住，伸都伸不出来。糖精车间的休息室，只有很小的一间，工人可以在里面吃吃瓜子聊聊天，但不能抽烟，因为会炸。冬天的时候，一根蒸汽管通过休息室，里面很暖和，但不能总是躲在休息室里吧?如果跑到车间里，那地方冷得像冰窖，穿两件棉袄都顶不住。
糖精车间很大，从原料倒进去搅拌，直到白色的糖精流出来，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分为好几步，由各个班组把守。工段长是这里的工头，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不能得罪，否则能把你整得生不如死。
我去糖精车间上班之前，长脚和小李请我吃饭。长脚哭了，说：“小路，都怪我不好。”我喝着白酒，说：“关你鸟事啊?”长脚说：“我去考夜大，你也跟着去考夜大，然后你就被送去上三班了。”我说：“你神经病，我去上三班是因为我调戏化验室小姑娘，而且被厂长抓到了。这跟你没关系。”长脚还是不能释然，只管哭。后来我们被他哭烦了，小李说：“反正明年还有一大批人要去糖精车间。”我说：“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们。”长脚睁大眼睛说：“我不去!我情愿辞职也不去!”
我举杯说：“为了我即将成为一个甜人而干杯。”他们两个都举不起杯子，我就独自把酒喝了下去。后来我们都喝醉了，怎么回家都忘了。
冬天的时候，我去糖精车间报到，穿着那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我跑到车间里，车间管理员说我被安排在前道工序。我不知道什么叫前道工序，管理员说：“前道就是最初的原料投放，后道工序就是出成品了。”我问她：“前道好还是后道好?”她很智慧地告诉我：“前道很累很脏。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甜人。后道比较轻松，但你会浑身发甜。你喜欢哪一种?”我说：“我无所谓。”她摇摇头说：“你要是还没结婚，那还是前道比较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找到女朋友。”
我跑到工段上，有个叫翁大龅牙的工段长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牛仔衫，衣服拉链也坏了，就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这副样子要多惨有多惨。翁大龅牙蹲在一张铁凳子上，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带我参观车间，他对我说：“小逼样，去扛二十袋亚钠。”我很讨厌他的腔调，就问他：“什么是亚钠?”他说是亚硝酸钠，还怪我没文化，连亚钠都不知道。我按他说的，跑到行车边上，二十公斤一袋的亚硝酸钠，一次扛两包。翁大龅牙在休息室里看着我，等我扛完了，他说：“拆包，全部倒进锅子里。”我不动声色，拔出电工刀，把蛇皮袋拉了一道口子，将二十包东西悉数倒进去。翁大龅牙说：“过两个钟头来叫我。”
我问他：“现在我该干什么?”
他说：“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我站在那里，环顾糖精车间，黑乎乎的全是些反应釜，还有肠子一样蜿蜒虬结的管道，冷冰冰的阀门和法兰。车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黑灰，没有蒙灰的地方必定是窗玻璃被砸掉了。我坐在一堆原料袋上，等着那二十包亚钠反应成别的东西。后来翁大龅牙又跑出来，告诉我，必须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检查。我说不要扯淡，这个我见识过，只要把脸凑上去看就可以了，不必把脑袋伸进去。翁大龅牙说：“让你伸进去，你就伸。你有什么废话回去跟你妈说。”
那时候我经常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看着那些浆糊状的原料起反应，热气腾腾的，也检查不出个鬼。我知道翁大龅牙存心整我，但不知道是谁指使的。那个洞很小，脑袋伸进伸出很不方便，我就剃了个光头。车间里有个叫四毛的工人，这个人脑子经常犯病，看见我把头伸进去，就会用一根钢管捅我的肛门。我脑袋在反应釜里，毫无反抗之力，等我伸出来之后，他就哈哈大笑地跑掉了。我不能追他，否则就是擅自离岗。后来我抽了个冷子，见到他和翁大龅牙都在休息室里，我跑进去，叉住四毛的脖子，照着他脸上打了三拳，分别打在嘴上、眼上、鼻子上，打得四毛在地上滚。我又用劳动皮鞋在他脑袋上踩了几脚，四毛呜哇乱叫。我打完之后，撸了撸光头，对着翁大龅牙看。他叼着一根牙签，也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我曾经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电工天赋也没有钳工天赋的人，但我知道，造糖精是不需要天赋的。造糖精唯一需要的就是体力和耐性。翁大龅牙先是用二十袋亚钠考验了一下我的体力，然后让四毛来考验我的耐性。我剃了光头打过四毛之后，青碜碜的头皮下爆着一根Y型的血管，脸上却挂着一丝笑，翁大龅牙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我和翁大龅牙之间的事，都发生在白天。夜班就看不到他了，总算可以清净一点。但我也讨厌夜班，半夜出门，通宵干活，天亮前回家，假如我是个鬼，过的就该是这种日子。
当时和我搭班的工人，是个络腮胡子的秃顶大汉。他是秃顶，我是光头，两个人一起走在工厂里很引人注目。他绰号郭大酒缸，真名我想不起来了。此人常年在口袋里揣一瓶二锅头，常年喝得稀里糊涂出现在车间里，他醒着的时候打人很厉害，喝醉了则相反，随便别人怎么打他都无所谓。他喝醉了就迟到旷工，但绝不早退，一般都是睡醒了才摇摇晃晃下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活都得我一个人干。有时候他酒醒了，就很抱歉地对我说：“兄弟，对不住。”然后就把口袋里的酒瓶掏出来，要跟我共享。
很多中班夜班，我都是坐在休息室里，忍受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有一度，我很想打他一顿，给自己消消气，但我从来没打过醉鬼，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但要找到他清醒的时候又谈何容易?
有一天半夜，一个女人打电话到休息室，我接的电话。这女人在电话里喊：“郭大酒缸呢?他答应今天跟我去结婚的，怎么没来?”此时郭大酒缸正躺在地上打呼呢，我踢了他一脚，他纹丝不动，我只能对那个踩空了楼梯的新娘说：“他喝醉了，我叫不醒他，有本事你自己来弄醒他吧。”
后来等他醒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该死，把登记结婚的事情忘记了。”然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你真够意思。”我的手被
他一双糙手捏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我从来没把他当兄弟看，我只当他是个会说话的酒缸。
有一天，郭大酒缸很清醒地跑到我眼前说：“小路，我辞职啦。”我说：“你是被开除了吧?”他摇头说：“我真的辞职啦，我发财啦!”我很不解，他就说：“你是我兄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女人买股票发财啦，现在我也发财啦。”那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买股票发财的，他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手面上有点小钱，买了股票，小钱就会变成大钱。我问他：“发了多少财啊?”郭大酒缸伸出三根手指说：“三百万。”我吓了一跳，三百万!那确实不用再来上班了。后来他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再见，以后混不下去就来找我。”我心想，操，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请我吃顿饭，就这么跑了。
二ＯＯ四年的时候，我回到戴城去看我妈。半夜里出去办事，回家路上，有个喝醉的人抱着电线杆在吐。那天风很大，我走路的时候有点走神，结果他吐出来的东西飘到了我的裤子上。我大怒，把他揪过来一看，竟然是郭大酒缸。这时有个穿西装裙的姑娘从酒楼里跑出来，连声对我说抱歉，然后扶住郭大酒缸。喊他：“郭总!郭总!”郭大酒缸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那姑娘：“什么郭总啊?开什么公司的啊?”姑娘说：“房产公司。”我说：“我操，发大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二奶?”姑娘红着脸说：“我是助理。”
我看她挺漂亮的，而且会害羞，就笑着说：“这个鸟人以前我认识，天天喝醉，现在还喝二锅头?”姑娘说：“喝的是茅台，今天陪投资商的人吃饭，郭总很少喝醉的。真是抱歉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您留张名片吧，我转交给他。”我说：“不用啦。”我把郭大酒缸扶正．端起他的脸，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不错啊，西装是阿玛尼的，领带是什么牌子的?”姑娘说：“不知道。”我想了想，本来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拍了拍他的脸，就当自己抽了他的嘴巴吧。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否则就是强奸犯，就是流氓土匪。
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可惜时间不能倒退，即使倒退，我仍然不会是个处男。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
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分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
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
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里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
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
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哨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藉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惟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沤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0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背后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属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它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
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
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
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
那天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线，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
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Hean，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
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楞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
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
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腆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
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班。起初，中班夜班小李都会来接她。小李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出来，搞得神经衰弱，有一次出去修电路，糊里糊涂摸到了电门上，差点死了。后来小李请我们几个吃饭，对我说：“我老婆劳驾你下班送送，你正好顺路。我给你鞠躬。”我说没问题，我把你老婆当自己老婆护着，说完这话，被他们三个没头没脸地打。
那阵子我们厂附近出了个变态，此人骑一辆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车，专门跟踪下中班的女工。女工都是小轮子的自行车，跑不过他，他也不干坏事，你骑得快他也骑得快，你累了他也放慢速度，始终跟在女工身后一米处。最可怕的是，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一不说话二不调笑，非常之严肃。这就不是流氓，而是变态，女工都吓得要死。小噘嘴虽然剽悍，对变态还是有点忌惮的，我上班都会先去她家楼下，接她一起到厂里上班，下班更是把她护送到楼下。这么干久了我怀疑自己会喜欢上她，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没说。
小噘嘴没遇到那个变态，但是另一个变态却出现在她身边，翁大龅牙看上了她。翁大龅牙是个鳏夫，谁也搞不清他老婆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他弄死的，有人说是受不了他弄，所以自杀了。总之，这些谣言都暗示着他是个变态。翁大龅牙上白班，白班人多，不太好下手，他就主动地免费加班，中班时候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就往小噘嘴那里一钻，蹲在她面前，叼着一根牙签，对着她诡笑。小噘嘴很讨厌他，借故跑到车间里，往我身边一站。翁大龅牙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小噘嘴一指他，对我说：“他欺负我。”这时我就抄起一根撬棒，抡圆了砸在反应釜上，敲出一连串的火星。火星和烟头一样，都会炸，翁大龅牙也不敢过来，用手指指我，走了。后面工人就问：“路小路，你是她什么人啊?给她出头?”我还在犹豫，小噘嘴挎着我的胳膊，大声宣布：“他是我男朋友!”我不防她这么奔放，只能硬着头皮喊道：“翁大龅牙，你要是再欺负我马子，我找十个人把你门牙都掰下来!”
事后我对小噘嘴说，这样很不好，一则是小李会误会，以为我真要抢他女朋友，二则是我名声太臭，厂里知道我和你谈恋爱，一定会让你跟着我一起造糖精的。小噘嘴说：“你还当真了。实话说吧，我下个月就要调走了。”我愣了片刻，问她：“调去哪里?”小噘嘴说：“去水务局。”我说：“那就好。”
小噘嘴说：“小路，你挺好的。谢谢你这么多天一直接送我。”我说：“我这叫有情有义，不能对不起哥们。”小噘嘴说：“你不能光把小李和长脚当哥们，你也得把我当哥们。”我说：“我一辈子把你当哥们。”
那时候我就觉得，小噘嘴特别可爱。人的可爱是一时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可爱，我能在她最可爱的时候做她的哥们，是很幸福的。我很想看到她和小李结婚，我是伴郎，长脚可以做伴娘，这样的场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如果永远都能如此，那我们就会永远可爱下去，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
九四年夏天，小噘嘴快要调走的一个夜晚，我在澡堂洗澡，洗得浑身发红。洗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拎着毛巾肥皂往车棚方向走，忽然看见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厂门。这是下中班的时候，都在交接班，这个
时候出工伤事故是很少见的。后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对我喊：“路小路，你还不过去看看，你女朋友出事了!”我先是没反应过来，随后想起她指的是小噘嘴。我扔下毛巾，顺着她指的方向狂奔过去。救护车先于我到达了出事地点，我跑到那里的时候，只见一群人七手八脚把一个人抬上了车子，车门砰地关上，随即呼啸而去。
那天小噘嘴下中班，她骑着自行车往澡堂方向去，路上有一个窨井没上盖。那个窨井平时都有盖的，正好白天有个农民工疏通了一下，他就忘记盖上了。窨井很浅，口也很小，像我这么一条大汉就是想钻都钻不进去。那天小噘嘴骑着自行车经过，前轮正磕在窨井上，她翻落在地，然后就掉了进去。她太娇小，那个窨井的直径仿佛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那么小的姑娘掉到了窨井里，下面流的都是从车间里排放出来的摄氏八十度以上的沸水。小嚼嘴就这么掉进了沸水里。
那时候所有人都说，小噘嘴太倒霉了，假如她没骑自行车，假如民工把盖子盖上，假如她不是那么娇小，假如这是冬天(冬天沸水会冒出热气)。假如假如，人生没有假如。
她掉进去以后，大声惨叫，有几个过路的师傅把她从水里捞了上来。上来之后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有人告诉我：“脸上没事，但胸口以下全完了。”我看着那个黑沉沉的井口，假如它是一根烟囱，我会用锤子砸了它，但它是个窨井，它深陷于地表，我除了拿一堆土去填平它，别无办法。我无法发泄我的仇恨。后来我用脚把窨井盖子踢到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我骑上自行车去小李家报信。
有关小噘嘴的事情，厂里最终是这么判定的：她在生产区骑自行车，所以这起工伤的责任由她自己承担。厂里没有赔一毛钱。那次小噘嘴的妈妈哭到厂里来，说好歹求厂里给她买一台空调吧。她浑身烫伤，为了治病，七月天穿着一件橡皮衣服，把身上都绑了起来，那种滋味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得出来的，她又疼又热又痒，天天哭着说不想活了。厂里说，那就照顾你一次，把劳资科的那台旧空调拆回去吧。
她妈妈就哭着走了。
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结了很多私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
二ＯＯ四年，我去戴城的一家网吧，进门之后我就看见一根电线杆子戳在座位上，玩的是CS。此人用一把AK47，枪法极烂，但他就是不死，闪转腾挪，东躲西藏，三个人围捕他都没用。我看得好笑，从前他在厂里被师傅们围捕，这手功夫在十年之后居然还没忘。后来他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想回头也来不及了，被人用机关枪打成了筛子。我又想起他从前的样子，被逮住以后，一脸愁容好像堂吉诃德，管工班的师傅们看见这种表情，淫心大发，十几个巴掌在他头上乱拍。跟他玩cs，我也会有一种把他打成筛子的冲动。
后来他扭头看我，第一眼没把我认出来，再后来，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要和我拥抱。我说：“长脚。他妈的，你不要在我身上摸来摸去。”长脚说：“你不要叫我长脚，好多年都没人这么叫我了。”
长脚把我拖到账台前面，我把账台拍得山响，女掌柜从后面探出头来，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小小的脸蛋，细细的眼眉，但嘴巴却不噘了。她一看见我就发出一声尖叫，跑出账台挎着我的胳膊。她戴着一副黑手套，我注意到了。她说：“SweetHeart!喝酒去!”
那天在饭馆里喝酒，他们说我来得不巧，小李带着儿子去南京了。我问小噘嘴：“你怎么嘴巴不噘了?整容了?”说完“整容”我就想抽自己嘴巴，她却不生气，说：“都三十岁了，还噘着嘴，成尖嘴婆了。”
我说：“这下麻烦了，我喊你‘小噘嘴’都喊习惯了，你现在既不小也不噘嘴。”她说：“你叫我SweetHeart啊，你现在天天嘴里夹着英语说话吧?”我说：“别取笑我了，我现在天天夹着操他妈说话。”
我故意问长脚：“长脚，你现在还在修管子?”长脚说：“去你的，我现在是网吧的投资人，电脑公司的老板。”我说：“还是修管子好，外国叫水喉工，到人家家里去修水管，经常能有艳遇。”长脚说：“我不要艳遇，有了艳遇就拿不到工钱了。”我说：“你可以跟她们在家里捉迷藏，肯定逮不住你。”
小噘嘴说：“你不要欺负长脚了。他刚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失恋。”我说：“三十岁的人才第一次失恋?”长脚说：“操，讨厌!”小噘嘴说：“长脚爱上了隔壁服装店的女老板，正使劲追呢，人家忽然拎了个小孩在他面前，说是自己的儿子，长脚要娶她还得搭上做小孩的爸爸。”我说：“这不挺好吗?”长脚说：“你看我像是做爸爸的人吗?我得衡量衡量，我没有失恋!”
后来我们都喝醉了，长脚率先溜到桌子底下。我和小噘嘴呆头呆脑地看着对方，小噘嘴忽然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我出了事以后，你都没来看过我。”
我说：“我那时候心肠软，见不得你的样子。你们结婚都没请我嘛。”
“压根就没办喜事，他爹妈不同意。”小噘嘴说，“后来我们去上海治病，再回到厂里一看，你已经跑了。”
“你得原谅我。我呆不下去了。”
“我呀，我知道你那时候喜欢的是白蓝，我还以为你去找她了。”
“我去了。她走了。”
“她去哪里了?”
“外国。”我说。我不想再谈白蓝，我对小噘嘴说：“我那时候想，要是李光南不肯娶你，我就娶你算了。可惜这混蛋不松口。”
小噘嘴说：“我才不要嫁给你!”说完，她也溜到了桌子底下。
九四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厂里买断工龄，我爸爸早早地退休了，拿五百块钱一个月，每天在麻将桌上度过他的无聊光阴。他很快长出了白头发，陈年的腰伤发作，渐渐变成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我没想到他会老得如此迅速，好像一棵秋天的乔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面目。我想我到老了也会如此，或者如白蓝所说，未老先衰，那样就不必忍受突如其来的衰老的煎熬了。我爸爸以前揍过我，后来我跟他对打。再后来我就没有碰过他。我再也不会去揍我的爸爸了，这件事情是我年轻时候唯一的耻辱，而且永远洗刷不掉。
我爸爸退休之前，托人找到糖精厂的保卫科长，他们是老同事。保卫科长答应把我调到门房里去做厂警，这事情我没同意。我听白蓝说过：“小路，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去做看大门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样你就真的未老先衰了，我会伤心的。”
后来保卫科长说，不做厂警也可以，把路小路借调到联防队去，那儿更清闲。我也没答应，众所周知，在某些年份里，联防队的名声很难听。
那一年，我抽空去上海找白蓝，我手里只有一个地址而已。我坐上火车，沿着沪宁线往东，到上海的
时候已经是中午。我坐上公共汽车，到医学院去找白蓝。宿舍的人告诉我，白蓝上个星期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我失去了目标，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一个人在医学院里逛。这是真正的大学，不是我读的野鸡大学，也不是戴城那种小家子气的大学。我在里面逛了很久，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我想你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可惜诗意对人们来说近乎是一种缺陷。我好像已经有几辈子没见到她了。
后来我走进了一条黑暗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两旁放着很多瓶子，瓶子里全是人体器官标本。再往前走，有很多怪胎标本，都是被扭曲得目不忍睹的胎儿。一切都是那么地怪异，好像是有人在召唤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门锁着，我通过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几具尸体摆放在那里，用布盖着，如此安静，我好像是走到了人世尽头。猛然之间，我毛骨悚然，返身狂奔而去，那寂静之中的笑声告诉我，所谓奇异的旅程在此已经画上句号。
那天晚上我回到火车站，打算回戴城，在北广场上遇到了三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围着我就打。我被他们揪住，无法脱身，当时我听见其中一个人竟然操着戴城口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对打中我的一个槽牙掉在了地上，脸上全是血。后来这三个人扬长而去，我也不敢去追，只能跑进火车站，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免得警察把我请进去。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半边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潇洒风采，与我在医学院看到的怪胎相去无几。
那天我上了火车，是站票，火车非常拥挤。我被打得昏头昏脑，实在站不动了，就跑到餐车那里，要了一杯十八块钱的绿茶，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餐车上了。我非常想睡觉，头晕得像在坐旋转木马，但我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后来，对面有一个女孩问我：“你去哪里?”
我说：“去戴城。”
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叫你。”
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肿着)，她对我笑笑，这是一个微胖的女孩，眼睛很大。我心想，只要老子不死，我一定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后来我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拍我的肩膀，说：“戴城到了。”我醒来觉得头痛欲裂，站起身打算下车，见她不动弹，我问她：“你不下车?”
她说：“我去南京，我是南京人。”
那天我跌跌撞撞下车，心乱如麻，我想我就这么失去了最爱的人，这个南京的姑娘，我也要记住她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牙子上，我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结尾，即使你有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那个结尾也有可能很烂，但总比没有结尾好。
我对张小尹说，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那年我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打，回去就加入了联防队。我真他妈想找一群人来揍揍，甚至是拿电警棍往人身上戳。结果联防队发给我一根手电筒，虽然也是用电的，但效果相差太大。我拎着手电筒在街上晃悠，心里很不爽。那时我妈很担心，让我不要太卖命，真的把命卖掉了就要不回来了。我对我妈说：“怕什么?联防队专门欺负好人的。”
张小尹问我：“那么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辞职了呢?”
我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化工厂附近来了一条野狗，有户人家的小孩把那只狗叫了过来，它以为有吃的，就凑了过去，结果那小孩用铁签捅进了野狗的肛门。那狗当场就疯了，一口咬过去，从小孩屁股上啃下了一块肉。当时我正在值班，叼着香烟在街上闲晃。小孩的妈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揪了过去。那小孩趴在地上大哭。小孩的妈说：“你是联防队，你去打那条疯狗，疯狗咬人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条狗正冲着我龇牙，非常吓人。小孩的妈对我说：“你到底管不管?你不是联防队吗?”我咬了咬牙，抄起一根枯树枝，那狗非常聪明，返身就逃。小孩的妈说：“追它!追它!”
我沿着河追去，那条狗跑得飞快。我追不上了，它就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我追过去时，它又拔腿逃跑。我追它的时候经过了糖精厂的大门，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抽烟，大声叫好，“路小路，追狗啊?今天晚上吃狗肉?”我不理他们，闷头追去，跑了半里地，那狗被我逼到了一个小码头上，除非它跳河。否则跑不掉。我冲着它狞笑，想把它赶到河里去，据说疯狗都怕水。那狗朝我看了一眼，其实它不是疯狗，至少在那一刻还不是。但它显然也不想下水，河水太脏，下去会得皮肤病。它嚎叫一声，竟然向我扑来，照着我的小腿就啃。
那天我是心惊胆寒，被疯狗咬伤了，自己也会变成个疯狗。我拔腿就跑，那条狗在我身后狂追。这时我们又经过了化工厂的大门，工人们都笑岔了气，对我喊：“路小路，你和它到底谁是联防队啊?”我还是不理他们，继续跑我的。跑到小孩那边，小孩的妈对我说：“你个辰卵，怎么被狗追回来了?”我回头望去，那狗也累了，蹲在远处朝我看呢。
我从附近的修车摊上抄起一根钢管，说：“操他妈，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那狗真是聪明，见我抄起钢管，返身就跑。这他妈哪里是条疯狗?我扬着钢管，尾追它追去，我们再次经过糖精厂的大门，这时候已经围了四五十个人在看我追狗。这回它不往码头上跑了，而是沿着街道小跑，还回过头来看我。那一瞬间，我与这条野狗心意相通，它在问我：“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我对它说，老子就是要打死你。后来我觉得，它问了我一个更深奥的问题：“你他妈到底为什么活着?”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由一条疯狗向我提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得了狂犬病。我扔下钢管，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如此荒谬地，在这个世界上跑过来跑过去。有关我辞职，其实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跑到劳资科，拍出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我的辞职书。结果他们告诉我，我是合同工，跟厂里签了五年合同，我这不叫“辞职”，而是违约，我必须写一份“违约申请书”，然后由厂里裁度。假如厂里不批准，我也可以不来上班，那就等着被开除。
很遗憾，我在劳资科没遇到胡得力。后来我拎着一把三角刮刀，闯进车棚，找到了胡得力的自行车。我用刮刀在他的自行车轮胎上捅了几个洞，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就把轮胎整个地剥了下来，只剩下两个钢圈。干完这些，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再去劳资科，他们就同意我违约了，而且讲话也很客气。我一直没见到胡得力。
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问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先混着吧。让我歇一阵子。”
我妈叹了口气，我以为她要抱怨，不料她说：“你以后洗澡成问题了。”
我说：“什么?”
我妈说：“你以前天天在厂里洗澡，现在辞职了，只能到澡堂里去洗了。洗一个澡五块钱，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妈说：“你每天洗屁股洗脚吧，跟你上学时候一样。个人卫生最重要，脏了吧唧的，姑娘看不上你的。”
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我研究过一点星相学，我妈是射手座，这就是十足的傻大妞，而且一辈子都很乐观。因为有了她，我看这个世界犹如喜剧。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好运。后来过了些年，我独自去上海谋生，我妈送我到家门口，我还挺伤感的，我妈说：“你不要去占人家小姑娘便宜。”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当然，也不要让人家占你便宜!”她就用这句话把我打发走了。她养儿子如同养狗，就怕我身上长跳蚤，就怕我出去招惹异性。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