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么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但还是写一写吧。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自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的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丑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拚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后来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拚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四十五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啰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
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9.99!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龇牙。我高举右手，挥动，又抚着胸口做鞠躬告别状。电工诗人路小路从此就要阔别白班舞台，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啦。比赛结束之后，我拿了个第二名。我还奇怪，9.99怎么还是第二名?六根说有个小阿姨上台唱歌时，把裙子撩了撩，昂头挺胸撅屁股，评委师傅们都看傻啦，给了她10分，只能委屈我做第二名了，没胸没屁股的，第二名也该满足了。我想想也对，去拿奖品，第一名是电饭锅，第二名是水瓶，我只能提着个热水瓶走了。出门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群上中班的师傅们又闯进礼堂，对工会的人说：“不许收摊，我们还没唱呢。”工会的人都快昏过去了。据说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唱，后来把那片的电闸拉了，才算结束。这些场面我都没看见，我回家了。
那次闹过之后，我知道自己说话得罪了白蓝，想请她吃饭。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摇了个电话去医务室，她说晚上有事，不能来。我独自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加了一块排骨和两个荷包蛋，吃饱之后，无处可去，就骑着自行车到新知新村去闲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叶掉落在我头上，昼夜温差很大，我穿着一件薄夹克衫有点顶不住。我把自行车锁了，坐在她家楼下的台阶上抽烟。
我想起自己已经二十周岁了，一事无成，坐在这里，不久之后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里吧，人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我看见白蓝从那里过来，骑着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男的。我没喊她，把香烟藏在身后，以免闪光的烟头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谈了几句，相互道别，然后男的就走了。她锁好自行车走进来，发现有个人坐那里，定睛一看是我，吓了一跳。
她说：“怎么你在这里?”
我说：“我等你。”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上来，我跟你说。”
我默不作声地跟她上楼，在拐弯的地方被一个破箱子磕中了膝盖，疼得要死，但我还是默不作声，瘸着腿走了上去。进了房间，她拉亮电灯，关上门，然后她说：“那个是我复习班的同学。”
我问她：“什么复习班?”
她说：“考研复习班。”然后她说，“不要到厂里去说。”
那天，我看到了她的考研资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问她，什么时候考试，她说是在一月，录取之后转档案，然后她就去读研究生。
“去哪里?”
“上海。或者北京。”
那时候我本来可以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些。但我忘记质问了，我在这种时候总是懵头懵脑，好像庄子梦里的蝴蝶，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羞惭。用我妈的话说，卡车迎头开过来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么话都没说，拉开门往外走，但她靠着门，不让我走。她歪过头问我：“还要再谈恋爱吗?”
我说：“谈啊，为什么不谈?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我再次去拉那扇门，这次她没拦我。我下楼的时候觉得膝盖生疼，她以为我会像上次那样一溜烟窜下去，但我其实是无声地走掉了。
时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车间里玩我的电工刀。那把刀是红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长，这刀是不开口的，后来我在钳工班的砂轮上把它打磨了一下，这就成了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我还想镗出两根血槽，但师傅们不肯帮我镗，说是会闯祸。这把刀陪我走过很多城市，揣在兜里，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气潮湿的时候它会生锈，但蘸上水在砖头上磨一下，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锋利。
那天我玩刀子，我用它练飞刀，我能把刀子抡圆了飞出去，也能把刀子缩在袖子里从肋下飞出去，五米之内必中靶心。我右手练完练左手，站着练完躺着练，还有犀牛望月、凤凰展翅、小鬼拍门、老鹰捉鸡等等姿势。我很想找个活人来练练，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马戏团里一样，顶着个苹果，我一刀飞过去准能把苹果劈开，要是伤了他半根头发，我甘愿抵命。但别人看到这种被打磨过的电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让我试一下。后来我觉得无聊，把刀子收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划了一下，起初没觉得疼，几秒钟后，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整只左手都染红了。伤口一跳一跳的剧痛。
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飙，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
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
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呆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
九三年秋天，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哨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
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摊摊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
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
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划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诗怎么样?”
“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
“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爸改编的。”她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
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试了一下，还好，只是有点喝高了，不是烂醉。我将她拦腰抱起，扛在肩上。不是我要占她便宜，而是窗台上太危险，一个小震动就能把她掀到楼下去。我将她蹾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我说可能还有余震，这破楼万一倒了，我们就全死在里面了，到底跑不跑。她看着我，嫣然一笑，把脑袋上的塑料发卷一个一个摘下来，鬈发披散下来，非常好看。后来她把丝绸睡衣脱了，睡衣从床上滑落到水泥地坪上，她站起来，顺脚将它踢开，就这么开始吻我。
她说，卷头发的时候听到动静，起初没在意，后来邻居都跑了出来，高呼地震。她也想出来，但穿着睡衣感觉到有几分淫荡，她就留在了屋子里。她从书柜上拿了半瓶红酒，倒在杯子里，只喝了一杯就觉得身上发烫，头开始飘。以前她的酒量没这么差。这种感觉令她忘乎所以，好像漂浮在河流中。后来她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哭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在戴城的街道上狂驰，形同亡命之徒。再后来，她看见我在楼下，就向我招手。
她说一九七六年她妈妈带着姐姐去唐山探亲，她妈妈也是医生，地震发生以后，她们两个都被埋在了里面。这些事情我都没听她说起过。她问我，鬈发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她说：“我妈是天生的鬈发，我不是。”
她说她爸爸是语文老师，七六年那会儿，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也不说话，到了秋天，头发全都白了。她被寄养在亲戚家，偶尔看到爸爸，觉得他像一棵发疯的树。她说：“后来熬了十年，熬不过去，走了。”
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她身下颠着她，她忽然问：“这样好吗?”问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我故意说，不好。她睁开眼睛，对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我说不是的，像目前这种姿势，万一天花板砸下来，首先是令她脑浆进裂，我将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这样很不好，万一我没死会被吓成个阳痿。我情愿用开始时候的姿势，天花板砸在我的背上，说不定还能救她一命。
她哈哈大笑，继续在我身上起伏。她说这样也不好，路小路的眼珠子会被砸出来，掉在她嘴里。然后她从我身上跨下来，伏下身子，从床沿上抄了一个枕头垫在腹部。她说这样就好了，你被砸出脑浆我也看不见。我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那感觉有一点特别，因为失却了她身体的包围，我不再是河流中的船，而是在浓雾中狂驶的摩托车。后来她说，要命，轻一点。然后继续呻吟。
她让我躺着，再次跨上我的腹部，然后用手把我拉起来，我的头被她抱在胸口。她说这样也很好，天花板掉下来，两个脑浆一起进裂。我就说，既然一起进裂，你就不用把我脑袋抱那么紧，我他妈都喘不过气来啦。
后来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姿势，我把她的腿举高，我们都不再说脑浆进裂这件事，因为体会到近似脑浆进裂的感觉，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间，她用力喊了一声。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床架子剧烈抖动，身后的玻璃窗发出哗啦啦一片撞击声，楼下像炸了锅一样，“快跑啊!又震啦!”我用尽全力覆盖在她身上，双手撑住床沿。我这个亡命之徒，和她这个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时候到达了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阴冷而酷烈的死亡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喘得像一台生锈的马达，而她却凝固在我身下。房间里，吊灯影子在微微晃动，楼下一片嘈杂，哭爹喊妈。这时床架子停止了抖动，她闭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不震了?”
我说：“本来就没震。是我们干得地动山摇。”
她嗤嗤地笑，“我现在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一次地震的时间，相当于一次射精。”
那天，事毕之后，我们靠在墙壁上抽烟。床沿紧贴的那一堵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她抽她的摩尔，我抽我的红塔山，烟缸放在我的肚子上。这感觉不错啦，像是情侣了，两个人并排靠在墙上抽烟实在有点像监狱里的难友。她说：“刚才很危险，真要砸下来，两个肯定一起死掉。”
我说：“死就死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她说：“我以为你会跑。”
我说：“我情愿死在床上。”
她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把我肚子上的烟缸挪开，就这么赤身裸体地代替了那只烟缸。然后坏坏地对我一笑，说：“再来一次。”
那天干完第二次，外面的风越来越大，雨水打在楼下人家的雨篷上，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声。楼下很安静，没有第三次地震。假如再来一次地震，我估计我的神经也受不了，大概会赤身裸体地逃到楼下去。莺声初啼，对人生骤然有了信心，不甘心就这么被砸死。
我说，我要给你起个绰号，叫抽水机。她说，你他妈终于把绰号起到老娘头上了，说完又打我。打过之后，我从床上跳下来，到窗口张望，楼下一个人都没有了，怪不得这么安静。天色浓黑，从这浓黑中降下的雨也应该是墨汁吧，我也不知道原先楼下的人是跑光了呢，还是都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一看闹钟，凌晨三点半，对面楼里的灯倒是还都亮着，好像除夕守岁。白蓝问我：“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你妈妈还在家里吧?”我说没关系，既然新知新村的破楼没塌，那么农药新村的破楼一定也还矗着呢，我妈比你机灵多了，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这都是在农药新村练出来的。她说：“那你妈就不担心你?”我想想也对，就说，要是家里有电话就好了，这会儿杂货店的公用电话肯定是没人接了，等雨小一点我就回家。我说完这话时，她已经穿好衣服了，没办法，我也只能穿衣服。
她说：“这么安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说，本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嘛。我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中了她的套，就回过头去看她。她也在看着我，目光很难捉摸。我讪讪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手翻她的书，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奥的东西。我对她说：“你不会酒醒了就不认账吧?”
她说：“我要认什么账?”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还想和你做爱。”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说：“你想吃泡面吗?我饿了。”
我说：“我也饿了，太消耗体力了。”
吃泡面的时候，我对白蓝讲起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蓝不解，我为什么会没来由地说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跟着我堂哥他们一起看黄片的，当时就是录像带，他们几个小青年关在屋子里偷偷地看。那时我才读初三，不过也发育了。我去找我堂哥，结果撞上了，他们几个小青年就让我跟着一起看。后来有一天，我嫂子忽然从外面进来了，见了这场面就朝我堂哥没头没脸打过去，说他们把我带坏了。我堂哥哈哈大笑，让她把我领走。我嫂子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又不能说，只能装出懵懂无知的样子，以骗取她的宽容。我看见她的乳沟，很深地嵌出一条缝，当时就起了坏念头。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后来她拍着我的头说，小路，你长大了不能学你堂哥，你要做个有出息的男人。
我经常想起我嫂子，别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着叫，她不喜欢，让我叫她阿嫂。她是开服装店的，没读过几年书，但我觉得自己很爱她。她曾经对我堂哥很好，给他零花钱，为了他堕胎。北环帮和小公园帮火并的时候，她为了救我堂哥，拿着一根水管敲开了对方的脑壳，被称为那一带的红星十三妹。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了，但她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个狠啊，她受不了了，就独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我嫂子也给过我零花钱，她甚至说，等我长大了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后，我就不大和我堂哥来往了，我从心里觉得他王八蛋，后来他脑袋上被人砍了六刀，再也没人替他挡着了。
我对白蓝说，所谓有出息，这是一个很虚幻的词，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么叫没出息，并且知道，没出息的人不可爱。但是，我活了二十岁，仍然有人长久地爱着我，也有些人短暂地爱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那天我说完这些，就回家了。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了一种很挫败的感觉，好像脑子里的精液也都射光了。现在我回忆的时候，知道那种感觉叫作虚无，当时却无法表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下子挫败了，如果当时知道那是虚无，大概也不会难过了，虚无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
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里有点酸，心想，这该不是肾亏吧，如果二十岁就肾亏，到四十岁肯定变成阳痿啦。脑子一走神，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直刺剌地摔了下去。那块绊脚石哇哇大叫。我点亮打火机一看，妈的，二十多号人全都蹲在楼道里打瞌睡。这也难怪，外面下雨，又没有防震棚。我连声喊抱歉，这些人全都醒了，对着我看。有个教授模样的老头说，哎呀，谁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东西，这时候脸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感。
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
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帘子了。不过，这也着实说明房子质量之差。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碍了。
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觉得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隔壁邻居扒在墙壁上偷听卡拉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
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倒B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她对我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那时候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做完之后会随手捞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后来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莱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莱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伫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管，搞得一会儿崇高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天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盘子里的兔头。我说吃饱了，兔头吃不下，再说那玩意有点像人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她说：“不吃就不吃吧。其实啊，我们就是两个精神分裂。”
有关她的温情，我都品尝过了，有关她的残忍，我只是从兔子身上间接地体会到。我对她说，我不想领教你的残忍，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把我杀掉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毫无睡意，非常清醒。白蓝披着一条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又说：“如果你是想为我去死，那没什么价值。如你所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竟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做爱也不大成功，时间很短。我归咎于三班颠倒，内分泌失调，但她也好像有点蔫，做爱中途还突然睁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当场失控，这种射精几乎等于是遗精。我觉得当时在她眼里看到的是一种杀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总而言之，会有一点绝望吧。
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后来她真的坐上火车去北方了，我却没能送她，那天我在车间里造糖精，把反应釜里的硫酸和水放错了顺序，应该是先放水后放硫酸，我心烦意乱搞错了，结果那个反应釜发出轰轰的声音，好像烧开了一锅水，带着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来。工人们一声发喊，全都逃光了，有个女工在逃跑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掉了两个门牙，扬言要让她老公来砍了我。后来她老公冲过来揪我领子，他是甲醛车间的工段长，老婆遭了难，当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任由他揪着，看着他把拳头举起来，但最后他竟没有打我。他私下里说：“这小子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
他们把我送到安全科，写检查，一直搞到夜里才放我走。写检查的时候我想到她拎着旅行袋独自上火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幕也很像电影，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幕电影更令我难过。我就这么错过了送白蓝的机会。
五月的时候，我还见到她一次，她到厂里来办手续，顺便到糖精车间来找我。她黑了许多，穿着一件西藏的斗篷，样子很洋气。她把一头长发都剪掉了，像个男孩一样，而我剃着光头，活像个判了徒刑的。
她说自己被上海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九月份开学，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进修一个英语班。说完，她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光头，说：“怎么搞成这样了?”我摇了摇头，无言以对。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亚硝酸钠往锅子里倒，满头满脸的灰尘，顾不上跟她说话。我们两个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后来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家里没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踪，以后一直都没再见过她。
有时我下班经过新知新村，在她家楼底下张望，窗户都是关着的，阳台上没有任何晾晒的衣服。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最不伤感，就像在雾中走散了一个朋友，事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点点惘然。
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
有时候我想，那年白蓝考研，然后和我做爱，又把她爸爸的书送给我，最后辞职离开戴城，我觉得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做事情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和我不一样。但我后来想想，我一个上三班的小厮，别人还要计划好了才跟我上床，这也太抬举自己了。在所有的计划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这一节，算是一个意外吧?我只能认为，这种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体压死了哪一个人，则完全是由偶然因素来支配的。
她曾经对我说，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爱我，还心甘情愿和我上床，这事情传到工厂里，简直不会有人相信。大概连我妈都不会相信吧。我问她：“你知道什么叫奇幻的旅程吗?”和你去西藏一样，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说，在我一生中能走过的路，有多少是梦幻的，我自己不能确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这倒是历历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视之为奇幻的旅程。我这么去想，并非因为我幼稚，而是试图告诉自己，在此旅程结束之时，就等同于一个梦做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说，那年送德卵去医院，我把他背进急诊室，我的心脏都快爆掉了，假如我当时发心脏病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为了德卵而死。我活了二十岁，最后为了一个钳工班的傻班长而送命，传出去被人笑死。其实真相是：我是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个演员，因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着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己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
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进裂的样子了。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K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
她就跟着这个外国男人上了一辆别克商务。
我曾经对她说过，将来我再遇见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你的名字，因为有情有义，不能装作从来不认识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的相遇，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告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所以又撞见了你。她说，你一个小工人搞得这么伤感干吗。她后来又说，你不会无处可去的，你也不会再遇到我。这些对话我早就忘了，我有时候回忆起它们，觉得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脑子就会死掉。
半夜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中间陆续有几个鸡打电话进来。我敷衍了几句，把电话挂了，然后等着它再次响起。一直到凌晨，电话铃声在一片静默中轻响，我拎起话筒，她在电话那头说：“我退房了，赶飞机回英国。”
我问她：“你生日是哪天?”
她说：“干吗问这个?”
我说：“不知道问什么好。随便问问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
后来我挂了电话，点起一根香烟，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我就这么坐着，注视着，仿佛这个世界上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