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让我描述戴城，我就说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这里的人都有几个上海亲戚。也有一部分苏北亲戚。上海亲戚可以托他们买缝纫机和呢子大衣，苏北亲戚带来的则是咸鸭蛋。我这么写作文，老师很不满意，认为我思路混乱，把戴城描写得很猥琐。
我的老师说，戴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它建造于伟大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天，一个国王带着他的宠妃跑到这里来，站在山丘上，眺望天下。宠妃指着远处河汊纵横的一块平地，对国王说，她要在这里造一座城。后来，国王派遣了许多奴隶，许多军队，许多天才的设计师，将这座城造了起来。这里有宽阔而宏伟的城楼，婉约动人的小桥，环绕城市的护城河，以及幽谧古朴的园林。他和宠妃就住在这城的中心，有时候出城郊游，他们去附近的山上，那里有一口井，宠妃对着井照见了自己绝代的容颜。她并不知道，后山葬着很多奴隶的尸体。
在这个城里，国王与宠妃像无数黄金时代的领袖一样享受着权力，看着城楼下的奴隶欢呼，看着远征的军队凯旋而归。直到有一天，另一个国王带着军队冲进城来，把原先的国王杀掉，宠妃被人像春卷一样裹起来，扔到了河里。故事说，这座城有一种千古的伤感，好像一个人活了一千年只为了追忆他早夭的恋人。
后来这里造了很多厂，很多运输船穿过河道，运走丝绸、大米、蔬菜和茶叶，当然还有我的糖精。那已经是过了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的戴城就是一个妃子用她的容颜换来的城市，最后她被杀掉了，城市归于他人，容颜归于流水。那么诗意的传说，想深了就觉得没意思。
我二十岁那年，文史馆的人宣布，今年戴城建城两千五百周年，要为之庆祝。我对于两千五百年没有什么概念，这座城不是罗马，不是耶路撒冷，不是雅典，它缺乏所有关于出生的证据，所有当初的宫殿、城楼、桥梁全都没有了，只是留下来一个传说。这里还保留着一些民国时候的破房子，如果在高处俯瞰，这些房子平铺在老城区里，一律破旧阴暗摇摇欲坠，耗子和蟑螂横行，家里没有厕所，动不动就着火。总之，它们虽然没有两千五百年的证据。但看起来还是很像一口棺材。
后来真的搞庆祝，还搞了一个旅游节，招徕了很多日本人参观。厂里发给每人一个纪念章，要我们都别在胸口。这个胸章是铝制的，上面有一圈像地图上的长城一样的图案，中间是一个女人的侧影，据说她就是那个讨到大红包的宠妃，她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出卖自己，连命都赔上了，所以我们要纪念她。
在我生活过的戴城，人们到这里来旅游，总会带走一种土特产，叫做“枣泥麻饼”。这种饼甜得要死，很不适合糖尿病人食用，而且它发音古怪，经常会被读成“操你妈逼”。柜台上的营业员老是跟外地顾客打架，为的就是这个。但它也不可能改名字了，只能带着操你妈逼回家，以示到此一游。
我在戴城混迹了好多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它充满了我二十岁时候的证据，要想推翻它们，除非把这座城铲平了。后来我想，大可不必这么偏激，这些证据根本无人关心，我又不是那个出卖自己的宠妃，不值得这么干。我的二十岁，我自己记住就可以了。
后来我在上海遇到张小尹。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破的工厂里，那地方在复旦大学附近，专门搞些摇滚演唱会。这显然是个效益很差的厂．没什么工人，堆得像小山包一样的铁丝铁屑，在阳光下招摇着它的锈迹。我到这个地方就想起自己从前的工厂。这一年我快三十岁了，汗流浃背地蹲在人群中，和二十岁的姑娘小伙一起听摇滚。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只能在戴城唱唱卡拉OK，那地方没有摇滚。我蹲在那里，听摇滚，做着我年轻时代没有去做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地，回忆我的戴城，我的奇幻的旅程。
在我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坐上火车去上海谋生，我想起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到医学院去找一个人。这些久远的事情被回忆起来，好像迎头撞上一块玻璃。火车经过某个路段时，我甚至看见了糖精厂那冒着蒸汽的楼顶，很多年以前，我曾经站在那里，眺望着列车去往上海。
那天天气晴朗，火车很空，整个车厢里就我和另一个人坐着，那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戴着一副眼镜。他坐在我左前方，靠在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哭了，他摘下眼镜痛哭。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不能去安慰他。他哭得如此之伤心，泪水汹涌，仿佛把我二十岁那年的伤感也一起滴落在了路途上。
没有人蜷腿躺在
高高的行李架上
并且没有人想过
在疾行的列车中倒下
农田飞奔，以及树木和云
这一切多像是悲剧
那些沿途追逐的人
很年轻时就嬉水而死
这一切，多像悲剧的开始
乘务员穿行在八十公里时速中
悠游自在
激流中的鱼停靠在岸上
赤裸鲜艳
那些搭乘悲剧的人在凌晨惊醒于噩梦
她们年仅十七
她们手捧糖果
她们的制服早就歪斜在
黑暗中
衰老可能来得更慢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