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疑了，我那点小病，吓都给吓好了。
除了开药以外，他们还会给人挂吊针。对了，我对别人说，那些医生开药开得让人真不放心。听的人一般都很吃惊。原来到目前为止，所有人中还只有我一个人享受到开药的待遇。而其他的人，一进医院，二话不说，先给你戳一针挂几瓶吊针再说。管你大病小病，反正只有吊针。
果真如此。当我第二次和那个医院打交道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也老老实实给灌了两瓶。
那次生病是我跟着一些人到河上游一个叫汤拜其的水库打鱼引起的。那群人里其中有一个话特别多，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总是很严厉地给我安排各种工作，我估计这人一定在乡政府上班。我站在河心齐腰深的地方帮助拉网，冻得牙齿打颤也不敢松手，因为大家都没有松手。但那个人还是不满意，嫌我网拉得太低了。真让人生气，因为我个子只有那么高。我只好抱怨说：“我要感冒了！”
他回答得挺慷慨：“我给你报销医药费。”
结果我真的感冒了，回家就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妈把我弄到医院。没想到，那个人也在那里奄奄一息地挂吊针，于是我就不好意思提醒他报销医药费的事了。
令人诧异的是，在那个医院里，我居然和乡政府的干部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挂同样的点滴，坐同样的冷板凳，同样问不出自己的病情如何，并且同时挂完点滴。最后又同时发现：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下班了……他们不管我们就下班了倒也罢了，居然连门都不锁就下班了！
那一位真不愧是乡政府的干部啊，见多识广，处惊不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互相给对方取出了针头。
总之，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自己想想办法得了，没事少去医院，怪麻烦的。
除了医院以外，喀吾图还有一个地方能够看病，是个私人诊所，挂出的牌子上写的是“专家门诊”。
这个专家听说是喀吾图医院过去的老院长，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我们都管他叫“胖医生”。既然是胖医生，肯定就是说他很胖喽。所以我们很少想到去他那里去看病——他实在是太胖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胖成这样呢？自己的身体都没法保重，这样的医生能让人信任吗？
如果说，在喀吾图我见过的最胖的女人是温孜拉的妈妈，那么，我见过｛，文，｝的最胖的｛，人，｝男人就非｛，书，｝这个胖医生｛，屋，｝莫属了。怎么说呢？他裤子的一条裤腿，就够我宽宽松松地改一条连衣裙穿了。但是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好，他的裤子总是那么脏。
不过，这个胖医生两三岁的小孙子却漂亮得不得了，一团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睫毛又翘又浓又长，总是给剃成光头，只有后脑勺那儿留了铜钱大的一撮头发，编了根细细软软的小辫儿，还扎着红头绳儿。一天到晚，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再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的胖爷爷从边防站（和他的诊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挑水回来，走了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冲过去，一路上不停地摔着跤。终于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纵，两只小胳膊紧紧搂着爷爷的大胖腿，整个身子吊在上面，铃铛一样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里走，只要一看到这小东西，就忍不住一把逮过来，捏他的脸，拧他的小鼻子，再拽着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么会生得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胖医生又那么……
那次喀吾图乡医院的吊针弄好了我的感冒后，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着。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医生，就顺口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说：“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多么专业的名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病。
他的诊所的牌子挂在村头马路一侧的土墙上，白色的，一尺见方，上面一个细弱无力的红十字，下面“专家门诊”四个黑色汉字，再下面的哈文字母是绿色的。
我绕着院子围墙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入口。那是墙上的一处豁口，豁口处一上一下横担着两根木头，算是大门——我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家的大门都是这样的，只挡牲畜不挡人。我从木头中间翻过去，进到他们家院子里。胖专家十三岁的小儿子正光着膀子在院子角落的空地上夯哧夯哧地翻打盖房用的土坯块，阳光热烈地投在他黝黑明亮的脊背上。院子里的一群母鸡冷不丁看到来了个生人，一个个乍乍乎乎地扑腾着翅膀往院子西面那片菜地飞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