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院子北侧的那套土坯房粉刷了石灰，还挂着白色的门帘，于是我对直往那里走去。推开门，发现横着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对面和两边尽头各有一扇门。我循着声音往左手走，果然，一推门就看到胖专家稳稳当当地坐在一张过去年代才有的那种淡蓝色木漆长条桌后。哪怕是很稳当地舒服地坐着，他仍不住地喘着粗气，好像就那样坐着也是极累人的事。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给孩子拿药的父亲，他正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给胖专家描绘孩子的病症。胖专家哼哼啊啊地答应着，不时浑浊地咳嗽一阵。我在房间里一角远远坐着，努力忍受他嘴里那股浓重的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暗暗决定，呆会儿轮到我时，一定要拼命找话说，尽量不留给他张嘴的机会。
那边，我们的胖专家已经在开药了。他迟缓犹疑地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想了想，又伸进长裤口袋，很仔细地摸索了一阵，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来。然后细心地找到其中一把小的，看了看，再翻个面又看了看。凝视五秒钟后才确定正是这把。接下来再以一种慢得令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将钥匙插向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上的锁孔……亏他蒲扇似的一双大手，捏着那么小的一枚钥匙，开那么小的锁。由于总是瞄不准锁孔，喘息越来越急促……我真想冲上去，一把抢过钥匙，三下五除二替他打开算了。
后来总算打开了，为此他都笑出声来了。然后微笑着抬起头，仰着下巴，伸手进去摸索。再一拖，像变戏法似的拖出来一条长长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一串花花绿绿的塑料包——哦，是“儿童感冒冲剂”。他又接着在抽屉里摸，摸出一个老花镜，端端正正戴上。然后用圆圆粗粗的手指捏着那些串连在一起的冲剂包，一个一个，慢而认真地数。当数到十五或二十包的时候，不小心数差了，只好从头再来。那个坐在对面的父亲也帮他一起喃喃念着：“……八、九、十、十一……”——看着两个大男人如此耐心而郑重对付这么一个两位数内的数字，实在有趣……
他们就那样没完没了地数啊数啊，听他们数到三十包时，心里不由得同情起那个可怜的病孩子了——恐怕他的病好过十天之后，还在不得不努力服用剩下的……
终于数完了，我们的胖医生一手捏着数出来的最后一包药，另一手慢吞吞地摘掉眼镜，又慢吞吞地在抽屉里摸半天，这回是一把剪刀——他的抽屉真是百宝箱一个。
剪刀当然是用来把那些连在一起的药包分开的，可他一剪刀下去，却把一包药从中间分开了，细碎的药粒撒了一桌子。看来，眼镜摘得太早了。
他嘟噜了两声“不”，慢吞吞地把那些撒落的颗粒在桌面上聚拢成一堆，从一只手抹到另一只手的手心。
我当然会认为他要把它们扔弃不要了。但是他只是那么撮着，一点儿也没有想处理掉的意思。
接下来我想他也许会找张纸什么的来把它包起来吧！他也的确试着这样做了，他东看看，西看看，又在空空的桌子上摸了摸，最后作了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手势，直接把这撮药粒从自己的手心倒进了那个可怜的父亲手心里。
接下来我又想错了——他给人家弄坏了一包药，总该会给人家再补一包吧，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剩下一长串药有条不紊地全部收了起来，给抽屉仔细地上了锁……
那倒霉的父亲用手心捏着那撮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只好伸出舌头把它舔掉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要不是我还处在惊奇之中尚未反应过来，就早溜了……
我想我至少还得再修炼二十年才能达到当地乡亲们的功力。现在还不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动不动就大惊小怪……
于是我就绝口不提生病的事了，我直接找他要螺旋霉素。
这回倒很顺利，除了贵一点，倒是没出什么意外。
但是找钱时他少给我找了三毛钱。
其实也就三毛钱而已，我会当是他上了年纪，不小心找错了。我站起来要走了，可他这时偏偏要给我解释一下：“那三毛钱是手续费……”
手续费？没听错吧？我自己来买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没让他诊断，没让他动用他的专业知识开药，哪来的手续？
他想了想，又说：“是挂号费。”
我捏着那盒药从他家出来，顶着大太阳想了很久。他们家的鸡也不怕我了，围着我刨土扒食的，还啄我的鞋带，扬得我裤脚边上扑了一圈白白的灰。他家的小儿子还在阳光下安静地、汗流如瀑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