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警方震惊的是，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能够表明他身份的证据：由于犯罪过程中他戴了手套，所以找不到他的指纹；由于第一榔头就导致受害者死亡，没有搏斗，也就没有遗留他的血液、头发、皮肤或衣服扣子；由于奸尸时戴了安全套，并在事后将安全套带离了现场，受害者体内当然也就提取不到他的精液。尤其可怖的是，杨桦尸体的下阴部位以及附近的床单有被火燎过的痕迹，应该是用某种便携式高温喷枪焚烧的结果，警方起先推测这是凶手凌辱尸体的变态行为，可是后来当他们悟出真相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凶手这样做完全是理性的：他绝不让自己的阴毛被警方提取到，一根都不留！
尽管杨桦的手机、钱包、项链被凶手拿走，但负责侦办此案的区刑侦队长杜建平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所用的障眼法，把犯罪动机引导到劫财为主、劫色为辅的抢劫案上去，经验丰富的杜建平也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死者死于情杀——比如那个被目击到在现场出入的孙所长，就被他第一个排除了犯罪嫌疑——因为既往的无数案例表明，情杀类的犯罪现场往往呈现对死者的仇恨和“爱怜”这双重矛盾，比如捅了很多刀，但又小心地掩盖死者的隐私部位，绝不会一榔头砸死，奸尸，焚烧下阴，然后任由尸体裸露就扬长而去——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以发泄兽欲为目的的强奸杀人案。
而这样的犯罪，极少“一榔头买卖”。
杜建平在向上级请示并得到批准后，果断地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成立专案组，自己亲任组长侦办这一案件；第二道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媒体公开案件的部分信息，请求他们协助发布警讯，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第三道是通知成隅里周边的五个街道、七十二个社区的各个人民武装部、安保部门，做好积极主动的防范工作，对那些单身独居的女性，居委会要做到“两个面”——见面说话、当面提醒。对于个别领导担心第二道和第三道命令会引发公众紧张时，他直接甩过去一句粗话：“都出人命了，还怕个毬！”
尽管杜建平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地在凶手犯下下一起罪行前，筑起足够高大的防火墙，但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就在杨桦遇害后的第三天，第二起案件发生了。案发地点位于春柳街道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受害者姓吴，今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听完雕塑公园的温拿演唱会之后，晚归时遭到榔头敲击后脑，也许是当时没有死，所以凶手在把她拖进屋里强奸之后，用榔头在她的脸上又狠狠砸了几下，砸得血肉模糊、脑浆四溢。
当然，凶手依旧没有留下指纹、血迹、毛发等任何有可能提供个人信息的线索，小吴的下体也同样遭到了焚烧。
面对小吴的惨死，刑警们感到心头异常沉重，虽然长年累月面对各类犯罪，有时站在尸体和血泊前难免麻木，但凶手的残暴和几近挑衅的犯罪现场处理方式，还是激怒了每一位参与办案的警察，无论刑侦还是刑技人员，都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寻找遗留在犯罪现场的微量证据、逐一排查可疑人员、对每条线索深挖细捋、用大数据分析罪犯的个人特征，市局也给专案组加派了人手。而凶手似乎意识到了围捕他的大网正在慢慢收紧，突然蛰伏了起来，整整一个月，没有新的案件发生。
当时，杜建平给李志勇的任务，是和春柳派出所的户籍警高小燕一起调查两位受害者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高小燕参加工作不久，是个短发、瘦小、相貌普通的伶俐女孩，笑起来的声音像一串风铃在响。她跟李志勇的搭档倒也相宜，一个见谁都自来熟，嘻嘻哈哈地就能打探出一堆“内幕”；另一个沉默寡言，但记录认真，善于思考和分析。忙了近一个月，虽然连凶手的影子都没踩到，但他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我说！”有一天傍晚，高小燕跟李志勇在路边摊吃拉面的时候，突然开了腔，“您把脸洗一洗，胡子刮一刮，衣服换身干净的，难道会死吗？还有您那一脑袋长毛，既不剃，也不洗，母鸡下蛋都不找您这么乱的窝！”
李志勇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就是太忙……”
“少来！谁不忙？”高小燕嗤之以鼻，“您那不是太忙，是太懒！就您这样的，哪个姑娘要是看上您，才倒了八辈子霉！”
李志勇摸了摸厚厚的鼻尖：“所以嘛，我也从来没指望有谁看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