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末班幽灵地铁”的传说，据说地铁往樱桃街站方向的末班车从四海通站出发之后，后面还会跟有一趟列车驶过，这趟列车除了司机之外，绝无乘客，而且虽然每站照停，却全程不开车灯，好像黑色的巨蟒一样一路向西，在二十三点前到达扫鼠岭站，其作用在于“运灵”。因为当年修建地铁的时候挖掉了不少坟墓，坟墓中的鬼魂怨气很大，地铁里面又不见阳光，阴气很重，所以在地铁封闭试运营那会儿，它们不分昼夜地出来作祟，吓死了很多地铁公司员工。最后是地铁公司请来得道的高僧，连做了好多天的法事安抚它们，并与它们达成一个协议，每晚子时（二十三点）之前空驶一趟列车，送它们回各自原本的坟墓所在站点休息，如果记不得坟墓所在站点的话，就统一到扫鼠岭站安歇……
这个把扫鼠岭站说成收容站的传说也滑稽可笑，且不说地铁往樱桃街站方向的末班车，从四海通站出发时间日常是二十三点四十分，而周五则是零点二十分，早已过了子时，而且考虑到这条地铁线路封闭试运营的时间——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当时哪个胆大包天的单位敢搞什么“高僧做法”这类封建迷信活动？不过传说中跟在最后一班地铁后面，还会发一趟车倒是真的，那只是接送下班的地铁员工回家，列车全程都车灯大开、明亮如昼。
细究这些传说的成因，还不能不考虑到“扫鼠岭”这个听上去诡异的名字。有些不做严谨考据、只为抓读者眼球的无聊文人根据一些材料胡编乱造，说什么此地在清代乃是一座乱坟岗，专门埋葬那些患了鼠疫的人，是故得名“扫鼠岭”。民国初年，日本人在岭上开办了一家精神病院，很多中国患者不明不白地惨死在里面，迄今岭上深夜时分，仍能听见他们的怨灵发出尖锐可怖的哭声……
这些有声没影的传说，堪称是将史实切碎后放进锅里的一场胡乱加料的乱炖。
“扫鼠岭”这一称谓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清代大儒窦云笏。窦云笏生于乾隆五十二年，自幼聪明好学，稍长之后拜桐城派一代文宗姚鼐为师，与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等学者相善，经常在一起诗酒寄兴、林泉酬唱。虽然他数次赴京赶考，却连蹇科场，屡不中第，未免志意颓然。晚年他回到故乡，取姚鼐“出世了无香海界，置身休在碧纱笼”之句，在西山一座野岭上兴建起了“了无书院”，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教书育人，直至咸丰二年去世。窦云笏生前，喜欢在阳光好的时候将书院珍贵的藏书铺在岭上一晒，有学生担心这些书会被村民偷走，窦云笏笑曰：“读书即是渡人，何妨一晒！”这句话传诸后世，人们便将此岭命名为“晒书岭”。
说晒书岭是什么乱坟岗，专门埋葬鼠疫患者，未免令人好笑。有清一代，晒书岭上从来没有树立过一座墓碑，特别是窦云笏去世后，此地成为海内学子景仰的圣地，岂容遍地坟茔？民国初年，岭上确实开过一家养济院，却是民间商户集资兴建的专门用于收养鳏寡孤独者的慈善机构，并无半文日资注入，更没有住过什么精神病人。后来抗战爆发，此地惨遭战火荼毒，昔日的书院真真应了“了无”二字，只剩残垣断壁兀立斜阳，睹者未免伤心，以为再叫晒书岭徒增悲凉，终因岭上松鼠极多，更名为“扫鼠岭”——扫鼠乃是民间对松鼠的另一种称呼。
综上所述，关于扫鼠岭的种种可怕的传说，多属穿凿附会或荒诞不经之谈，尽管如此，对于人们而言：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人如此，地亦如此。倘有一处，乃《聊斋》多发之地、《子不语》常提之所，只能说明它自带吸鬼体质，要么它曾出妖孽，要么它将出妖孽，二者必居其一——扫鼠岭无疑是后者。这也正是在本书所要讲述的奇案发生之后，各种阴森可怖的谣言不胫而走、甚嚣尘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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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鼠岭案件”告破之后的一个十二月的早晨，本书作者约老友呼延云一起去扫鼠岭，请他为我讲述这一惊心动魄的奇案发生与破获的经过，在听到我的请求之后，他没有马上答应，只说很久不见了，去岭上走一走吧。
我们在樱桃街地铁站见了面，他依旧是一张年轻的娃娃脸，三十岁的人了，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上身穿着一件韩式短款黑色羽绒服，脖子上扎着文艺范儿十足的白色羊绒围脖，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紧身长裤，整个人显得精神而干练，目光清澈如故，只是眉宇间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哀伤。我想，也许他还没有从一个多月前的那场奇案中走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