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一样，”父亲说，“但有些人一直陷在过去，无法让死者安息。”
我环顾四周，注意到这房子很整洁。地毯毫无瑕疵，桌上没有杂物。我父母坐的白沙发一尘不染。中间的玻璃咖啡桌上只有几本杂志，堆放得巧妙而美观。
这客厅就像是家具店的陈设。
我猛地醒来，记忆中的碎片如同沃克·林肯的公寓一样不真实。
克莱尔的伴侣塔乌站在门口。祂的第二对胳膊受到严重损伤，渗出蓝色的血。祂的脚下一个踉跄。
克莱尔立刻跑到祂身边，“怎么回事？”
塔乌没有回答，而是扯下克莱尔的外衣和底衫，用粗壮但不那么灵活的第一对胳膊饥渴地摸索着克莱尔的后背，寻找她的托宁接口。祂终于找到接口，将胳膊的前端插了进去，克莱尔倒吸一口气，立刻瘫软下来。
我移开视线，避免直视这亲密的一幕。塔乌很痛苦，祂需要克莱尔。
“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道。
“亚当的脊椎里藏有炸弹。”塔乌通过发声器说道。
我愣了一下。
“我给他安装接口时，他表现得很配合，看上去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但当我开始探查他的思维时，却触发了一枚微型炸弹，他当场被炸死了。我猜你们中有些人仍然极度憎恨我们，宁死也不愿转生。”
“我很遗憾。”我说。
“我才应该感到遗憾。”塔乌说道，祂机械的话音只能勉强传达悲哀的语调，但似乎跟我混乱的头脑有点相像，“一部分的他是无辜的。”
托宁人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们现在也一样。
祂们不会老死。没人知道托宁人活了多久：几百年、几千年，还是万古永生。凯含含糊糊地提到过一段旅程，其持续的时间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
我曾经问过祂，那是什么感觉？
我不记得了。祂通过思维告诉我。
祂们的心态可以用生理特性来解释。祂们的大脑就像鲨鱼的牙齿，一直不停地生长。新的脑组织不断从内核产生，而外层则像蛇皮一样定期脱落。
面对实质上万古不衰的生命，无穷无尽的记忆会使托宁人不堪重负。难怪祂们成了遗忘大师。
希望保留的记忆必须复制到新的脑组织内：追溯、重建、转录。需要忘却的部分则随着每个蜕变周期被抛弃，仿佛干枯的蛹壳。
祂们不仅丢掉记忆，就连完整的人格也可以像角色扮演一样随意套用，然后再将其抛弃与遗忘。托宁人把蜕变前后的自己视为互相独立的个体：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记忆，不同的道德责任。它们只是共用同一具身体而已。
甚至是不同的身体，凯在我脑中说。
？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你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会被其他原子取代，凯通过思维说道。这还是在我们刚成为恋人的时候。祂话中常常带有说教意味，对我们来说则更快。
就像忒修斯之船，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块木板都被替换掉，最后它便不再是同一艘船。
你们总是喜欢用过去的事来比喻。但祂的态度更像是纵容而不是批判。
在征服战争时期，托宁人的表现极具攻击性。而我们也以牙还牙。当然，细节已经变得模糊。托宁人不记得那些过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愿回想。但过了这许多年，被毁的加利福尼亚州依然不适合居住。
然而等我们投降之后，托宁人放逐了大脑中具有攻击性的部分——作为对战争罪行的惩罚——变成了人们认知中最温和的统治者。如今，祂们憎恨暴力，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且心甘情愿地授予我们技术，治疗各种疾病，创造出一个个奇迹。世界平静安宁，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那些愿意为托宁人效劳的人生活十分富足。
托宁人不会有负疚感。
我们已不是当初的自己，凯在我头脑中说，
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园。然而你们中有些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为已经消亡的前身承担罪责。这就像是要儿子为父亲的罪行负责。
假如战争再次爆发会怎样？我在头脑中说，假如仇外分子说服所有人起来反抗怎么办？
那我们会再次变得跟以前一样残酷无情。这是面对威胁时的生理反应，我们无法控制。但未来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关系。父亲不该为儿子的行为负责。
类似这样的逻辑很难反驳。
亚当的女友萝伦是个表情阴郁的年轻姑娘，我告诉她，由于亚当的父母已经过世，理论上讲，她是他关系最近的亲属，有责任到警署认领尸体。即便如此，她的脸色并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