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给了我一个赞许的微笑。
“我们生在这里真是一种幸运。”爸爸说。他指向排队走向公车站的人流，指向穿着干净衬衣和皮鞋的年轻人、扶着年迈父母的中年妇女。干净而空旷的街道非常安静——尽管人很多，但没有人用超过耳语的声音说话。所有人都紧紧联结在一起，空气中似乎满是微光闪烁的连线——家人、邻居、朋友、同事——透明而强韧的丝线。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景象：趁火打劫的人们尖叫着，马路上有人狂舞，士兵和警察向着天空甚至人群开枪，建筑物烈火熊熊，死人堆摇摇欲坠，将军冲着疯狂的人群大吼着发誓要报自古以来的国耻家仇，哪怕整个世界都到了末日。
“大翔，我要你记住这一切。”爸爸说，他看着周围，情绪很激动，“这是我们在灾难面前，作为一个整体所展现的力量。你要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单独的个体，而要从牵绊着每个人的关系网中来定义。跳出自私的需求，才能让所有人和谐共存。个体的力量很渺小，但如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和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
“清水先生，”八岁的小男孩博比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学校设在圆柱形居住舱的正中间，这里对宇宙射线的阻挡效果最好。教室的前面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星条旗，孩子们每天早晨都会对着它宣誓。星条旗两侧有两排小国旗，代表“希望号”上其他幸存者的国家。左边那排的最下面是一个孩子画的太阳旗，白纸已经卷了边，原本大红色的朝阳褪色成了橙色的落日。这是我在登船那天画的。
我拉了一把椅子在博比和艾里克的桌边坐下，“为什么不喜欢呢？”
两个小男孩的中间是一张格子棋盘，由纵横各十九条直线构成，交叉点上摆了一些黑色和白色的棋子。
我的职责是监视太阳帆的状态，每两周可以休息一天，便抽空来这里教孩子们一点儿关于日本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傻，对日本，我自己也只有小男孩时的朦胧记忆，怎么当他们的老师呢？
但是我并没有其他选择。所有像我这样的非美国籍技工都觉得，参加这个文化传承项目是一种重任，我们必须倾囊以授。
“所有的棋子长得都一样，”博比说，“而且它们不能动，太没意思了。”
“那你喜欢什么游戏呢？”我问。
“小行星卫士！”艾里克说，“那才叫好游戏，你可以拯救世界。”
“电脑游戏不算。”
博比耸耸肩，“那就国际象棋吧，我觉得。我喜欢皇后，她很厉害，跟别的棋子都不一样，她是个英雄。”
“国际象棋就像遭遇战，”我说，“围棋的视野要更广，必须着眼于整场战役。”
“可是围棋里没有英雄。”博比坚持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鹿儿岛没有足够的地方住宿，所以人们只好睡在通往宇航中心的路边。向地平线望去，巨大的银色飞船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爸爸跟我解释过，因为锤星剥离的碎片飞向了火星和月球，所以我们必须坐飞船飞向宇宙深处才能确保安全。
“我想要一个靠窗的座位。”我憧憬着星河流过的美景。
“你应该把靠窗的座位让给比你小的孩子，”爸爸说，“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牺牲，才能共渡难关。”
我们把行李箱堆成规整的墙，盖上床单搭成简易帐篷来阻挡风吹日晒。每天，政府的巡视员都会来发放补给，并且确保一切正常。
“请耐心等待！”政府巡视员说，“我们知道进展很慢，但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每个人都会有座位。”
我们确实在耐心等待。母亲们自发组织起了孩子们的小课堂，父亲们建立了一个优先级体系，让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可以在飞船准备就绪时优先登船。
等了四天之后，政府观察员的安抚听起来就不那么让人安心了。谣言开始在人群中散播。
“是飞船，飞船有问题。”
“建造方骗政府说飞船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压根儿没有，现在首相已经没脸承认真相了。”
“我听说只有一艘飞船，而且只有几百个最重要的人才有座位，其他飞船都是空壳，是作秀的。”
“他们希望美国人能改变主意，给我们这样的盟国多造一些飞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