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阿嬷的择偶建议，第一优先原则绝对是“有钱”，虽然她没有明白交代过我。在“有钱的惦人”和“没钱的多话人”之间，她肯定会叫我选有钱但一个字也懒得说的那个。我跟着阿嬷吃过许多喜酒，她参加喜酒有一套固定公式，首先根据喜宴的场合挑选合适的衣服，有时候洋装有时候长衫，喜宴前一天到美容院做头发，如果坐主桌的话必须提前染烫，去到喜宴现场她会高雅地寒暄，吃的时候进退有度，但适度地强调我是任性贪吃小女孩的事实，方便她最后带回一路布局或看上的菜尾，回家与所有人共享。有得好吃，我一点都不介意被当作任性小女孩。
这所有的步骤，都是调查新郎新娘背景的机会，最核心的项目当然就是收入能力。洗头阿姨、陪挑衣服的邻居或亲友、喜宴上遇见的知交、邻座的宾客，都有可能是关键资料的知情人。乡间向来深具“主动互惠”的友好精神，反映在资讯交流上就是：“我告诉你我知道的，你告诉我我不知道的，要是你我都不知道，我们就一起推测并创造结论。”阿嬷有那么点个人魅力，或说交际手腕，贬贬捧捧之间，能让对方乐于提供情报，交换亲近的证明，或迫于淫威多少透露一点，以示输诚。
我亲眼见证，在我跟过的所有喜宴相关活动里，只有在证据显示新郎是医生、律师、地主、公司老板、大企业主管等貌似高收入人士的时候，阿嬷才会赞许地点头，为新娘下一个“嫁得好命”的论断。阿嬷对于他人的收入与生活品质，拥有非常正面的想象力，她相信金钱持有量高于她的人，一定会慷慨地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充实地享着福；或甚至，其他与我们近似的小康之家，也都过得比她如意，因为没有人会比我们家阿公更节俭了，“俭歹命的”，这一点她倒不是家中唯一的埋怨者。也许阿嬷对于阿公“惦”的不满，和他绝对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有关。
回想起来，阿嬷从来没有叮嘱过我要嫁给有钱人，我想并不是她无所谓我嫁的人穷不穷，而是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她自己人，自己人全都应该好命，所以我一定会好命。她唯一给过我的正面建议，没有以“不”作为开头的，只有“可以交阿度仔（外国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理由是生出来的小孩很好看。这是在我准备离家到国外读书之前说的，她的表情我还记得，兴奋又期待，瞳孔里面像少女漫画那样有一个混血婴儿的剪影在闪耀。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特别觉得自己是理性冷静的成年人，丝毫没有为阿嬷实现异国浪漫恋情的意愿，只笑她电视看太多。
阿嬷真的电视看很多，体内的浪漫细胞是我的数百倍，她在我长大的十数年里，无一天间断地追踪着电视里的男女主角，期待他们能够终成眷属。阿嬷的眼珠颜色与常人不同，是灰色的，越老越淡。我问过她很多次，这会不会跟她出身台南安平有关，是不是哪一任外曾祖母跟荷兰人有过什么罗曼史，才让她有了这对不像华人的眼珠。她每一次都说不知道，但是又隐隐带着欣喜地补一句“冇的确喔”，有时候会咯咯咯笑骂我三八。
我要是当年真的嫁了一个多话的有钱白人，生一个漂亮的混血儿出来，那就全垒打了，依照阿嬷的建议来看，稳好命的。问题是，她没料到，我自己也没料到，这个孙女长大以后，听太多人话就会忧郁，对于眉眉角角的跨文化议题，得捏着大腿想着薪水，才能逼出耐性戴上温婉的面具。至于“有钱”嘛，阿嬷，我跟你说，钱这种东西终究还是自己有比较好。
满仔家的菜包
冬至的时候，家里除了汤圆，还要吃菜包。不是豆浆店那种放在馒头旁边一起蒸的，白白圆圆胖胖的面皮包子，而是用QQ的汤圆皮包着高丽菜芹菜丁，背脊上捏出一条棱线，抹点油放在树叶或菜叶上蒸熟的“客家菜包”。村里的人大都讲闽南语，很少遇到客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道客家点心约定俗成地变成冬至代表食物，但是很喜欢每年有得捏一次米黏土。
一年冬至，我凑在妈妈和阿嬷身边，一边搓汤圆，一边听她们闲话家常。阿嬷早上在市场遇到满仔，说差点被她那个颟顸媳妇给气死，很好笑。满仔的儿子那年新娶了媳妇，冬至前一天满仔带着媳妇做菜包，到时好拜祖先。炒好馅料揉好米团以后，满仔累了想去歇一下，便交代媳妇包好菜包入笼去蒸。媳妇一脸茫然，问要怎么包，满仔一听火全上来，都已经做好皮和馅，这媳妇居然笨到连包也不会，负气丢下一句：“路上全是人，你不会去看吗？”转身就去午睡。睡醒以后，菜包已经蒸好，满仔打开桌崁来看，发现整笼菜包全都捏成有手有脚的小人，媳妇真的听了她的话，却没有听懂她的话，谁要她去看着路人捏面人。满仔气坏了，逢人便抱怨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