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这么说，没希望啦？”
“他死了。”里厄说。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不过，在详细叙述那些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前，笔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适才描绘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在本故事开始时与读者见过面的让·塔鲁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定居阿赫兰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从表面看，他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宽裕，但市民们虽然渐渐习惯了跟他相处，却谁也说不清他来自何处，他为什么来到此地。大家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能碰到他。早春一开始，就有人看见他经常出现在海滩上，游泳时他总显得很快活。他淳朴善良，面带笑容，看上去对所有的正常娱乐都很感兴趣，但又从不盲目受娱乐支配。实际上，他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习惯是经常造访一些在本城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
他那些笔记本里的记事无论如何也应当算是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编年史。但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编年史，它似乎格外偏爱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塔鲁在想方设法用放大镜观察人和事。在全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却总以史学家的眼光竭力记述一些算不上历史的琐事。大家无疑会对他这种偏爱感到惋惜，并怀疑他冷酷无情。然而，他那些笔记本仍然可以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提供大量的次要细节，而这些细节不但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其中的怪异性甚至还会阻止大家对这位有趣的人物过早地作出判断。
让·塔鲁写下的首批记录始于他到达阿赫兰那天。那些记录一开始便显示出作者对居住在如此丑陋的城市感到异常满意。读者可以看到他对市政厅门前那一对铜狮子的详细描述，还有他对城市无树、房舍不雅和城市布局荒唐所进行的宽厚的评论。记录里还掺杂了在电车和大街上听到的对话，除了在稍晚些时候记录的一次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交谈外，其余都未加评论。塔鲁在一旁听到两位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认识康吗？”一个说。
“康？是那个蓄了黑色小胡子的大高个儿吗？”
“不错，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
“正是。”
“嘿！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死的？”
“就在闹老鼠之后。”
“呀！他得的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发高烧。再说，他原本身体就不壮。他胳肢窝下面长了脓肿块。他没能顶住。”
“可是看他外表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不对，他的肺不好，而且还在市军乐队搞音乐。他一直吹短号，那家伙可伤身体啦。”
“噢！”第二位最后说，“人有病时可别吹短号。”
在记录完这些现象后，塔鲁思忖，为什么康违背自己明显的利益进入军乐队？什么深层次的理由促使他冒险去参加主日游行演奏？
后来，塔鲁似乎对他窗户对面阳台上经常出现的场面印象很深，而且十分赞许。原来他的房间正对着一条窄窄的横街，街上老有几只猫在墙角阴凉处睡觉。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在全城的人都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位矮小的老人便出现在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他长着满头梳得很整齐的银发，穿一身军装式的衣裳，显得挺拔而又朴实无华。他用冷淡然而温和的声音呼唤那些小猫：“猫咪，猫咪！”那些小猫抬一抬淡色的睡眼，仍旧不动弹。老人撕一些白纸碎片扔在路上，小猫们被雨点似的白蝴蝶吸引，便往街道中央走去，同时迟迟疑疑地朝飘下的最后几片白纸伸出爪子。于是，矮小老头开始往畜生们身上吐口水，吐得用力而又准确。假如吐到猫身上了，他就笑起来。
最后，塔鲁似乎终于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性质迷住了，此城的外观，它的繁忙，甚至它的娱乐都仿佛取决于贸易的需要。此种独特性（这是那些笔记本的用语）得到了塔鲁的赞许，他的颂扬性评语中的一段竟以这样一个感叹词结束：“终于！”这位旅行者在这段时间写的笔记里，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显露了笔者的个性。不过单单赏识这些地方的意义和严肃性是困难的，比如，在描述了发现一只死老鼠促使旅馆的出纳员写错了一笔账之后，塔鲁用不如平常那么清晰的字加上这些话：“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方式：在牙医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在自己的阳台上度过周日的下午；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作报告；选择最长的路程和最不方便的铁路线旅行，当然还必须站着旅行；去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排队却买不到票，等等。”但是紧接着这些东跳西跳的语言和思考之后，笔记又开始详细描写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车，写它们小船一般的外形，模模糊糊的颜色，习以为常的肮脏，最后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这引人注目”几个字结束他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