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打断他的话说：“那当然，那就由我去报告吧。”
但此刻病人却焦躁起来，他一边在床上坐起身子，一边表示反对说，他身体没问题，不必费这个神了。
“冷静点，”里厄说，“这不算一回事，相信我吧，我必须去打个招呼。”
病人嚷了一声：“啊！”
他往后一仰身，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有好一阵格朗都在摸弄自己的小胡子，这时他走过来，说：
“好了，柯塔尔先生，您应该尽量理解这点，可以说大夫负有责任。比如，您万一又想……”
但柯塔尔眼泪汪汪地说，他再也不会干了，刚才不过是一时糊涂，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大家让他安静。里厄在开药方。
“那就说定了，”他说，“咱们不谈这事，我过两三天再来看您。但别再干蠢事了！”
在楼道上，他告诉格朗，他不得不去报告，但他会要求派出所所长两天以后再来作调查。
“今天晚上需要守着他。他有亲属吗？”
“我不认识他家，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又摇着头说：
“您瞧，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但总该互相帮助吧。”
在走廊上，里厄不由自主地往阴暗的屋角看了看，问格朗他所在的这个街区老鼠是否已经绝迹。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不错，有人曾对他谈起过这件讨厌的事，但他对街道上的传闻向来不大注意。
“我有别的事要操心。”他说。
里厄在他说话时已经同他握手道别。他急着在给妻子写信之前去看看门房。
叫卖晚报的小贩大声通报说老鼠的侵扰已经停止。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围在脖子上，他正掏心挖肺似的朝脏物桶里呕吐着浅红色的胆汁。他气喘吁吁地费了好大的劲才又躺了下来。他的体温已达到39.5度，脖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肿大，肋部有两个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现在诉说的是自己内脏很痛。
“里面像有火在烧，”他说，“那下流痞在烧我。”
他那满是煤烟色口垢的嘴唇使他连说话都含含糊糊。他将眼球突出的眼睛转向大夫，头疼使他流出了眼泪。他忧心如焚的妻子注视着里厄，大夫却默不作声。
“大夫，”她说，“他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还什么都确定不了。到今晚为止，必须禁食，并服用清血药。让他多喝水。”
门房正好渴极了。
里厄回到家里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沙尔，那是本城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没有，”里沙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难道没有高烧和局部发炎的？”
“噢，那倒有，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很不正常吧？”
“嘿，”里沙尔说，“所谓正常嘛，您知道……”
晚上，门房一直说着胡话，高烧40度，嘴里还抱怨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门房在受到松节油烧灼时声嘶力竭地叫道：“啊！这些猪猡！”
淋巴结还在往大里长，摸起来硬得像木头。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您得熬夜守着他，”大夫对她说，“有情况就打电话叫我。”
翌日，4月30日，已经有些暖意的微风在蓝天下的潮湿空气里吹拂着，从最远的郊外带来了花的馨香。大街上，清晨的市声显得比往常更活跃更欢快。对我们这个刚从一星期里暗暗的担惊受怕中解脱出来的小城而言，这一天竟成了春回大地的一天。里厄自己接到妻子的来信后也放了心。他轻松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然，一清早，病人的体温已经降到38度。他很虚弱，但仍然躺在床上微笑。
“他好些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说。
“还得等等。”
然而一到中午，体温骤然升到40度，病人谵语不止，而且又呕吐起来。他脖颈上的淋巴结一触就疼，看上去他仿佛想把头伸得离身子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按住病人的脚。她望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设法进行特殊治疗。我打电话给医院，我们用救护车把他送过去。”
过了两个钟头，在救护车里，大夫和那个女人俯身看着病人。从病人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吐出不连贯的话：“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短促，断断续续；而且被淋巴结弄得撕裂般疼痛。他深深地蜷缩在小床里，仿佛想让小床把自己全身盖住，或者说，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召唤他。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的重压下，这位门房窒息身亡了。他的妻子哭起来。